在山東率先出臺突破高考戶籍限制方案後，全國的異地高考改革方案將在10個月內出臺。教育部長袁貴仁在兩會上的一番表態，牽動社會各方的神經。

　　關注這一全國方案的，顯然不僅是2.6億流動人口背後的2700萬隨遷子女，更有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和那些錄取分數線較低的省份。因為，新方案將不僅直接影響他們的切身利益，還將可能導致全國範圍內的高考資源再配置。

　　誠然，這一政策動因源於城市化帶動了全國範圍內人口流動，原有的高考戶籍制便成為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實現高考權益的“現實障礙”，政策的目的意在為這些“新市民”“解憂”。但是，這一“現實障礙”卻更為嚴峻地凸顯了我國城鄉、區域之間教育不均衡、不平等問題。異地高考政策如果不能妥善因應，就極有可能傷害到社會公平，蓄積社會矛盾。

　　面對教育不均衡的現實，高考戶籍制度求取的是“相對教育公平”。通過戶籍制約取得兩個結果，一個就是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孩子上大學的概率相當大，一個就是一些教育比較落後的地區高考錄取分數線低。如果完全打破戶籍制度，追求“絕對教育公平”，全國統一分數線錄取，結果將會導致北京上海大城市産生許多“無業遊民”、教育落後地區孩子與大學無緣。

　　歷史上亦曾因這種“絕對教育公平”而引發紛爭，明朝科舉曾不分地域、籍貫“全國統一公平”錄取，結果南方舉子全部高中而北方舉子全部落馬。此後，科舉制開始兼顧南北而推行“南北卷”制度。今天的環境與歷史上雖已極大不同，但教育不均衡的道理是相同的。今天求取的“相對教育公平”，正是對教育不均衡現實的某種“校正”。

　　是以，人們的擔心在於，異地高考方案如果不當，將會導致“高考人口”在全國範圍內流動，出現教育強省向教育弱省和大城市進行“高考移民”熱潮，從而把大量大城市和落後地區孩子排擠于高校大門之外，造成更大的社會不公平。因而，異地高考政策必須在“解憂”與“公平”之間求一個共同的“解”，不能只是為了滿足一方而傷害到另一方。山東作為教育強省，雖在異地高考政策上率先破冰，卻于求取這個共同的“解”借鑒意義不大。

　　袁貴仁談到，異地高考也不意味著完全放開，而是存在“條件準入”，既考慮城市的承載能力，也需要家長滿足在當地工作等條件。這是對現實問題的應有正視，但顯然這樣的制度設計有相當難度，如何破解尤須多費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