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與時代之間是一種共振式的關係，時代一方面塑造藝術家的創作思想，一方面規定了藝術家的視野，同時也規範了藝術家在判斷“藝術何為”的整個價值觀。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一種圖式特質，特別是在意識控制比較嚴重的時代，正是這些圖像特質，為藝術史寫作和論證提供了強大的證據。

　　杜達良先生創作于上一世紀五、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屬於“毛澤東時代美術”的範疇，無論是從思想、題材、造型、構圖等方面都體現出那一特定時期共同的視覺經驗，體現了“為人民服務”的階級性。“文藝除了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外，還承擔起動員、組織民眾的任務。這時不再有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取而代之的是不斷的政治活動。”（《20世紀中國藝術主題史》李心峰主編）為了服從政治宣傳的需要，畫家們什麼東西能畫，（也就是説，要畫什麼樣的題材）什麼東西不能畫是很明確的。這不單單關乎到思想立場正確與否的問題，還關乎到個人社會生存的政治權利的問題。在這樣一種強有力的社會規約下，畫家們的創作變得務實與單調。藝術創作的服務對象非常明確，題材並不怕千篇一律，關鍵是能夠保持政治正確。

　　“毛澤東時代”美術的表現對象基本上是領袖形象與工農兵形象，形象塑造強調“高大全、紅光亮”，被表現的對象必須是形象健康飽滿，意氣風發，階級情感傾向必須明確，必須結合當時政治宣傳的需要，必須服從從時代內在的道德規範。當社會出現什麼樣的新風潮、新氣象、新事物的時候，畫家的筆下也必定會出現相類似的場景，如“除四害”，“野練”、“慶豐收”、“鄉村醫生”等，表現出新中國建設百廢俱興的欣欣向榮，充分的把中國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焦點化、擴大化。杜達良當時所創作的《準備野練》（1973）、《牧歸》（1977）、《春滿陽臺》（1973）、《華僑農場所見》（1963）、《滅蠅》（1960）等作品無不洋溢著新社會賦予生活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杜達良先生一直生活在潮汕地區，他的筆下不斷地追尋潮汕風景以及在潮汕大地上涌現的新事物和新風尚。他勤於寫生，每到一地總會記錄下該地的風景並賦予其與新生活有關的意義。這些寫生後的風景創作，不僅僅只是對景摹寫，還必須結合勞動場景來完成一種時代主題，如《韓江邊》、《韓江早課》、《潮州西湖》、《水稻豐産縣澄海南門外》、《繁榮起來的烏橋區》等作品，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山水畫，而是一個廣角的新生活場景的再現，是一種現實記錄方式並成為一種共同的歷史記憶，其中的情感基調仍然是建立在對新社會的讚美和謳歌上。

　　杜達良先生的作品對於潮汕一地來説是意義深遠的，他用水墨畫保存了一份彌足珍貴的“毛澤東時代”的“潮汕經驗”，題材涉及面非常廣，深入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裏，他的個人經驗逐漸成為一種公共經驗——來自於民間的、對“毛澤東時代”最樸素的情感檔案和圖像檔案。

　　由孫曉楓策劃的“紅翼：毛澤東時代的公共經驗與記憶杜達良作品展”于2月25日至3月5日在市區天山路汕上空間美術館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