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練汪成榮帶的兩名運動員，在2008年北京殘奧會上獲得3塊金牌1塊銀牌，2011年中殘聯因此獎勵汪成榮149.91萬元。得知消息後，汪成榮所在單位、青海體工一大隊多次要求汪把獎金上交組織，汪不同意。而後，單位給予汪成榮停職處理，體工隊大隊長楊海寧稱，再不交錢的話，組織還有其他手段。（3月1日新京報）

　　隨著政府及社會各界對體育競技的重視，因獲得比賽名次得到鉅額獎勵的運動員已不在少數。而運動員收益和教練員、所屬單位的收益密不可分，因運動成績獲得的高額回報更是讓人“眼紅”。所以，出現運動員與教練員之間，教練員與單位之間的獎金爭議也是必然之事。

　　在比賽獎金爭議上“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而要確保公平分配，首先要有制度性規定，如在2008年國家體育總局以及游泳中心《教練員獎金髮放原則》，其中就明確規定“在發放給教練員的獎金中，現任隊伍總教練或教練組組長提取獎金的10%；其餘90%由運動員的主管教練、助理教練以及原輸送單位教練，按不同比例分配。”令人遺憾的是，上述“獎金分配機制”僅適用於“分配運動員所獲獎金”，而對於單獨獎勵給教練員的獎金如何分配並未提及。這正是教練員汪成榮和所屬體工隊發生獎金爭執的主要淵源。

　　然而，在存在制度規定之外的“疏漏”時，公平依然是解決糾紛的“標尺”。教練員與所屬單位如果之前有過獎金收益分配“合同”，嚴格依照合同執行就是最大的公平；如果沒有法定分配合同，也應採取一個“公平”分配原則。一要考慮獎勵的“指向性”，如果一項來自於有關方面的獎勵是“指名道姓”直接針對某教練員的，在沒有簽訂“分配協議”的情況下，理論上應歸屬教練員個人；二是要考慮“多勞多得”的原則，譬如：在游泳中心的《教練員獎金髮放原則》中，就前瞻性規定了“教練員的獎金按照運動員出成績的時間往前追溯4年進行計算。在運動員出成績的當年度以及過去3個年度，教練員分配的每年獎金比例分別為40%、30%、20%和10%。”

　　目前，教練汪成榮認為，他和原單位從未就獎金分配一事有過任何協議，而所屬單位也拿不出任何協議，最終就是一筆影響公平的“糊塗賬”。這一事件其實已經給有關方面提了醒，儘快制定適用於教練員獎金的分配方案，或者説聘用和使用教練員之前能多一些法律意識，以民事合同的形式立個“規矩”，也比鬧到雙方“反目”要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