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深圳外來女工杜娟在廠房的衛生間裏撞破頭，因為事關600元“全勤獎”，她自服止痛藥，忍痛工作了3天，堅持到休息日才去醫院，檢查後發現是腦出血。一週後，女工杜娟停止了呼吸。

　　這是一個令人無比痛心的事件。對於許多人來説，杜娟事件實在是不可思議，為了600元“全勤獎”，冒著身體健康和安全的風險，帶病堅持上班。然而，看看杜娟生前的處境，就不難理解她的這種選擇。杜娟來自國家級貧困縣，她的收入一直徘徊在最低工資標準線，此前，為了這個“全勤獎”，她已經放棄春節回家與親人團聚。600元對她來説，可能是不得不特別倚重的生存之需。

　　為了一筆在很多人看來不算多、甚至有些微不足道的獎金，為什麼有病要硬撐著以至於身亡？人們訝異於杜娟之死，其中表明社會對底層群體的生活狀態，可能正在失去想象力和感受力。其實，杜娟的悲劇映照出低收入群體一種比較普遍的行為選擇，即以身體做賭注去換取生存所需，比如礦工知道工作的礦井安全生産措施並不健全，仍然不拒絕下井去冒險。他們這樣做，無非是受自己和家人的生計所迫，換句話説，他們微薄的收入限定了他們別無選擇。

　　這種收入狀況限定生活狀態的現象，並不只見於低收入群體，事實上也見於中等收入群體。只不過中等收入群體不為衣食溫飽所困，但生活的多樣性卻受收入的限制和壓縮。昨天有媒體報道説，北京一位新入職的上班族即使月入7500元，已經是相當不錯的收入水平也稱沒有安全感，下班回家只能宅在家裏，他甚至不敢談女朋友。雖然不同的收入水平決定著不同的生活質量乃正常現象，但我們看到的是，人們正常的生存需求乃至情感需求因收入關係被排除在外，生活質量又何以為憑？

　　生活的可能性乃至生存的可能性被收入水平所限定，這種受限定的生活，正常需求得不到滿足的生活，似乎已經成為不少人的生活常態。一方面是個體的自我否定，許多人自覺地自我限定，不産生超越收入水平的非分之想。另一方面也存在社會否定，收入或者金錢擁有的多少，似乎是衡量一個人的唯一價值標準，收入不高、財産不豐就意味著失敗，不但被人貶低，而且婚戀等正常需求似乎也不配，有房地産廣告就宣稱：結婚不買房就是耍流氓。

　　收入排斥正常需求，這並非僅僅是經濟問題。民眾工資的增長趕不上物價的上漲，收入水平難以承受必要的需求，這是一個可以解釋的原因，解決這個問題也需要一定經濟手段。然而，我們應放開視野，以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來看待並解決這個問題。在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裏，人人過著有體面、有尊嚴的生活，低收入者也不例外，乃基本準則。正常需求被收入扼殺，很難説是體面、有尊嚴的，這或許是今後深化改革必須正視的一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