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強調 賦權於民

　　苗蠻子（廣州 媒體人）

　　中組部、人社部印發《公務員回避規定（試行）》，規定公務員要進行任職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務回避。明確了公務員一般不得在成長地擔任黨委、政府正職領導成員。（2月24日《新京報》）

　　公務員回避制度，算是中國吏治的一個傳統。歷史地來看，在鄉土意識濃厚、人際關係處於閉合狀態的傳統熟人社會，官員原籍回避制度，對於避免為官者偏袒徇情、結黨弄權，原地“坐大”，盤根錯節、尾大不掉等腐敗現象，還是多少有些效果的。

　　然而在現今這個資訊便捷、交通發達、遷徙自由的時代，“異地做官”還有多少“療效”可言？答案不言而喻。在一個封閉的權力體系內，無論異地做官還是本地做官，在某種意義上來説，都屬於一個利益共同體。官在本地，易陷入人情，但官在異地，也未必不可以請托關照親眷。如果説，官員之間的利益結盟，在古代社會由於路途迢遙、信息不暢通等因素，尚能有所制約；而在今天，信息、交通的暢通無阻，則不僅為官員之間不正當的結盟提供了便利，而且也使得官員結盟背後所存在的腐敗行為，更為隱蔽，更難監督。這種情形下，一個官員是否貪污腐敗，已經與地域毫無關係。

　　其實，即便在古代社會，官員回避制度也並不見得彰顯出多少優越性。自東漢以降，歷朝各代對“異地做官”的規定愈加嚴格，比如，明代實行“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大區域回避制度，而清代更將範圍緊縮至“五百里以內不為官”。然而，歷史已經證明，這些愈加嚴格的回避制度，所産生的效果並不見佳，腐敗現象仍然層出不窮。

　　“異地做官”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官員異地主政，由於不熟悉異地民情社情，群眾基礎薄弱，開展工作自然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其工作效率難免大打折扣；而有的官員為了追求短期政績，則很容易急功近利、不計長遠，留下一堆爛賬；有的官員異地為官“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不過將異地當作一塊跳板而已，這些“遊官”于地方發展難言裨益；此外，異地為官耗費了鉅額經濟成本，僅就異地任職官員的住宿費，就所費不貲。

　　“異地為官”制度，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公權力“家族化”的問題，還會帶來新的制度困境。顯然，杜絕官員貪污腐敗的最好策略，在於完善權力的制衡機制，並賦予民眾能夠有效監督官員的權力，而不是糾纏于官員任職的地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