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足夠大 容得下中日韓

　　本報評論員 顧燕

　　“60年過去了，南京的冤魂仍然影響著中日關係。”十多年前，在張純如那本著名的《被遺忘的大屠殺南京暴行》的序言中，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威廉 C 柯比這樣寫道。時至今日，這個判斷依舊準確。作為中日關係繞不過去的檻，雙方長期在一些敏感歷史問題上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又總是影響現實，並在利益爭端中不斷發酵。

　　在中日關係的基礎上放眼東亞，可以説，這種糾葛在東亞關係中普遍存在。中日分歧並不具有特殊性，而是整個東亞問題的一部分。在東亞問題的框架下看待南京爭端，更利於厘清其中的複雜關係。

　　近代以前，作為東亞區域內的三大國家，中日韓雖然存在著一些歷史爭端，但尚屬小範圍、淺層次。19世紀以來，三國都在西方衝擊下啟動現代化轉型，在各自民族的“建國史”中，形成複雜的利益格局。在瓜分、殖民的時代大勢影響下，三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遠較先前深廣，帶來日後東亞關係中長期糾纏不清的歷史問題。直至當前，三方在歷史敘事中仍然缺乏共識。各自表述的不同，往往踩動整個東亞政治圈的敏感神經，歷史問題演變成現實利益爭奪的火藥引。中日、日韓在歷史問題、領土、領海問題等方面，中韓在文化問題等方面，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摩擦。

　　這種關係導致每當有事件發生，各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會被不同程度地挑動。由於中韓曾遭受殖民侵略，日本在二戰中也遭遇了廣島浩劫，各自群體情緒中都帶有“被迫害者”情結，難免發出一些不理性的聲音，彼此散佈互不信任的氛圍，事實上無益於問題的解決。因此，東亞三國需要面對共同的歷史時，形成基本程度的共識，不糾結于一己之民族情感，而是冷靜客觀，以面對歷史真相、面對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的準則來解決。

　　就南京大屠殺事件而言，作為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最傷痛的問題之一，中日官方、學界和民間時常存有分歧，並因此不定期給兩國現實關係蒙上陰影，帶來不確定性。究其原因，主因是一些日本極右翼分子不能正視歷史和民族罪惡。名古屋市市長河源的言論，便是代表之一。作為一名政治人物，其言論並不能僅僅以代表個人立場而搪塞。南京市政府給予嚴正回應，暫停友城關係，不卑不亢，並無任何不妥。

　　但是，解決問題還是要立足歷史真相本身，夯實據理力爭的“理”的基礎。國內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在史料的蒐集、關鍵證據的列舉、研究的深化拓展等方面都亟待加強。就南京死亡人數這一點，中國至今沒有較為精確的統計，也僅僅只有三千余名死難者的詳細名單。回應謬論，除了氣節和堅持原則的態度，我們還必須走出泛政治化和民族情緒的層面，中日學界和世界學界一起，深入歷史事實，拿出立得住腳的、令人信服的證據，達到歷史研究的共識。

　　不僅南京問題，東亞關係中不少歷史敏感問題，都面臨這樣的困境。中日韓三國在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中，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東亞的長期和平穩定，和諧共進，是世界和平發展之福。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國和美國，東亞也應該足夠大，容得下中日韓。解決東亞各國的歷史和現實地緣政治問題，需要各方突破制約，撥開人為籠罩于歷史之上的迷霧，堅持人類共同的美好價值，拿出歷史誠意解決歷史問題，拿出政治智慧解決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