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市長河村隆志在會見到訪的南京市政府代表團時，公開懷疑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實性。他稱自己的父親是日軍老兵，在南京待到戰爭結束，並受到當地人尊敬，如果真有南京事件，南京人不會對日軍那麼客氣。南京市委常委兼政法委員會書記劉志偉沒有提出抗議，只是説南京人民是熱愛和平的，學習歷史是為了維護和平而不是為了延續仇恨。(中國經濟網，2月21日)

　　外交場合之中，如何應對刁難和挑釁，無疑是官員們需要掌握的一門學問。通過上述事例，我們不得不感嘆，中國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對這門學問的掌握顯然還需要加強。分析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在對外交往的態度和技巧上，這位來自南京的官員完全沒有表現出應有的不卑不亢，面對對手的無理言論，作不出應有的反擊;在外交底線的恪守上，這位官員缺乏起碼的政治敏感性，即便是被對方公然地挑戰歷史常識和民族情感，也無法表現出哪怕一絲捍衛尊嚴和真理的勇氣。

　　官員們出國，和普通公民出國不同，由於職務和身份的特殊性，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蘊含著獨特的政治意味。現代政治學和公共管理理論表明，官員的職務是公眾賦予的，他的身份具有無可置疑的公共屬性，無形之中，他的言行舉止也必然要受到公共倫理的制約。因此，在具體的外交場合中，官員們除了要完成既定的外交任務以外，還有一個基本的公共承擔，那就是──必須在外事活動中保持正當、得體的公共形象，以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遍觀外交史，因為在外交場合表現失當而導致外交事故的例子不勝枚舉，因為外交場合表現出色而博得國際聲望的例子同樣不勝枚舉。1964年，周恩來總理在中蘇關繫緊張時期訪問蘇聯。一次宴會過程中，有蘇聯將領當著中國代表團成員的面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口出不遜。對此，中國代表團成員當場予以駁斥，宴會之後，周恩來緊急召開代表團成員開會討論這一事件，決定在第二天的正式會議上對蘇方提出嚴正抗議。面對中方的強硬立場，向來在國際舞臺上橫行無忌的蘇共領袖不得不表示道歉，並提出，會公開就這一事件進行澄清和解釋。在正式會議上就私下的一句“戲言”提出嚴正抗議，如果只是發生在普通的民間交往中，或許真有點“小題大做”，然而，在外事交往中，任何細節，特別是關乎國家和民族尊嚴的細節，都足以成為影響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關係的重要因素。就這一點來看，中國代表團的“小題大做”是完全有必要的。

　　此次，南京官員之所以有如此表現，一方面與其個人的經驗和氣魄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我國官員在外事交往中的某些“通病”。首先，我們的外事活動太過功利，在“經貿挂帥”的旗幟下，利益往往成為唯一的目的，文化和歷史問題的溝通一般都是附屬品。其次，各地外事出訪太過頻繁，相關部門對出訪人員的外事培訓跟不上，以至於出訪人員在面對突發現象時全無應對之策。最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和事佬”心態在外事交往中表現很明顯，為求“和諧”和“圓滿”，不惜忍受無禮和囂張。　(作者：莫言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