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馬識途先生的近期新作，感到馬老年近百歲，創作活力卻一以貫之。他在不同時期都有扛鼎之作問世。上個世紀60年代有長篇小説《清江壯歌》，70年代有小説集《找紅軍》，80年代有散文集《西遊散記》、《景行集》，小説集《三戰華園》、《夜譚十記》，長篇小説《巴蜀女傑》、《她，一顆閃光的流星》和《京華夜譚》，90年代有《滄桑十年》，新世紀之後，又有《在地下》、《馬識途文集》等。對他而言，革命經歷與文學生涯是合而為一的，但讓人為之驚異的，是他與時俱進的觀念、不拘一格的寫法。他可以寫正氣十足的革命歷史題材，也可以寫深蘊諧趣的民俗鄉土題材。他不僅在四川擔任過與文化、文學有關的重要領導職務，而且還參加過從第一次到第八次的歷屆文代會。他年近百歲，筆耕不輟，表現出的不斷進取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可以説，他的寫作不僅是文學史的一部分，他的經歷本身就是一部文學史的縮影。

　　《黨校筆記》(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年7月版)這本筆記性的著述，既是他個人的黨校學習筆記，也是思想解放時代的一份歷史記錄。他所涉及的話題，思考的問題，都是事關當時政治的撥亂反正、思想的正本清源和社會的改革開放。筆記涉及和論及的，以與政治、政體相關的思想觀念的反思為主。許多看似質樸無華的表述，都在斷想中閃耀著思想的火花，在實話實説中顯示出敢講真話的膽識。像馬老這樣直言不諱地坦陳看法、直抒胸臆地發表己見的，委實比較少見。

　　我個人更關注《黨校筆記》裏有關文化、文學問題的一些思索與感言。這一部分內容因為既具開放性，又具前瞻性，即使今天讀來，仍然不失其鋒芒與新銳，或如驚雷貫耳，或如春風拂面。如《學習筆記：文藝理論必須來個大突破》，就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人道主義與人性論、文藝批評的標準3個熱點話題，用提出問題的方式對長期以來流行的觀念進行質疑與反思，許多看法都接近於日後文藝論爭中所形成的共識。文中還認為，因為“把文藝問題當政治問題”，“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三十年來我們的文藝創作沒有很大的繁榮景象，很少有無愧於時代的作品”。這些生發于上世紀80年代的關於文化問題的看法，因為立足於長遠，著眼于群眾，今天讀來不僅不覺過時，而且別有先見之明，其基本內核與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關於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定”精神不謀而合。

　　馬老之所以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我以為其原由在於他在長期的革命工作與文藝實踐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守文藝發展的客觀規律，恪守以人為本的根本理念。這樣的一個立足點與出發點，使得他不搖擺，有定力，更使他不盲從，有定見。這些有膽有識的見解與言論，也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詮釋了馬老名字的含義，“老馬”端的“識途”，“識途”的馬老值得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