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人民銀行瀋陽分行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遼寧居民往銀行裏存了1723億元人民幣。加上以前存款，粗略估算，每戶遼寧居民在銀行裏有10萬元存款。今年60歲的瀋陽市民張濤説,早幾年攢錢是為了給兒子上大學，現在兒子成家了，更要攢錢了，一是準備養老錢，二是給孫子攢學費。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攢錢，不只為兒子，還要為孫子。不僅要考慮自己的養老，還要考慮下一代的教育。這不僅反映了中國百姓傳統的存款偏好，也反映了人們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當前，我國的社會保障仍處於初級階段，普通居民有太多的後顧之憂。教育、醫療、養老，哪一樣能離得開自家儲蓄？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全世界都在為提振消費煞費苦心。收入乃消費之源，提高居民收入自然成為當務之急。2011年，城鄉居民收入增幅明顯。令人欣喜的是，上海、山西、吉林、黑龍江、山東、海南、內蒙古等共計18省份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純收入增速兩項數據雙雙“跑贏”GDP。

　　表面上看，人們收入高了，就應該願意多消費。而在中國，卻並非全然如此。從1978年到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3元上升到了21810元，增長了63.5倍。而居民消費率反而從1978年的48.8％下降至目前的30％多。越來越多的收入沉澱下來，變成儲蓄存款，從2005年開始，我國已成為世界居民儲蓄率最高的國家。

　　“高儲蓄”與“低消費”，這一中國特有的“怪圈”被很多西方經濟學家形容為背離經濟規律、難以解釋的“謎團”，而在許多中國百姓看來，“高儲蓄”與“低消費”又不得不成為一種必選。

　　相比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的後顧之憂更多。央行剛剛公佈的數字顯示：2011年全社會消費零售總額中，城市消費15.69萬億元，農村消費2.43萬億元，城市消費是農村消費的近7倍。也就是説，人口與整個歐洲相當的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其消費力不到城市的17%，人均消費只有城市的六分之一。看病難、上學難、就業難、養老難，種種難題制約著農民的即期消費。這就需要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而更為重要的是，均衡公共資源的分配，加大社會保障支出，健全社會保障。

　　一方面，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走進城市，這給提振消費帶來難得機遇。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超越“50%”，這意味著中國數千年來以農村人口為主的城鄉人口結構發生了逆轉。據測算，一個農民轉化為市民，消費需求將會增加1萬多元。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吸納1000多萬農村人口進城，進而帶動1000多億元的消費需求，而相應增加的投資需求會更多。目前我國農民工總量達2.4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約1.5億人，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富餘勞動力，城鎮化蘊涵的內需潛力巨大。

　　另一方面，與城鎮化有關的問題也擺在我們面前。隨著越來越多農村富餘勞動力進城務工，如何保障農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如何解決數千萬留守兒童的問題？住房、醫療、養老問題怎麼破解？在國家財政收入已破萬億元的今天，我們期待更多支出用於解決百姓的後顧之憂，讓大家對未來擁有更加安全與穩定的預期。這也正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