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中國足壇反賭掃黑系列案件迎來一審公開宣判。法院對陸俊、黃俊傑、周偉新、萬大雪四名前足球裁判做出了判決。其中，外界關注的“金哨”陸俊被判有期徒刑5年零6個月。

　　網上流傳炒股的段子，“抄底抄到了地下室，殊不知，地下室之下有地窖；抄底抄到了地窖，殊不知，地窖之下有地獄；抄底抄到了地獄，殊不知，地獄還有十八層”，用它來形容當時的中國足球——沒有最爛，只有更爛，也不為過。在這個危情時刻，“黑哨”領刑，公眾更關心的不是“黑哨”坐多少年牢、罰多少款，而是中國足球的命運。“黑哨”以及足協“黑官”受審、宣判，能否讓中國足球鹹魚翻身？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回答“中國足球的問題是不是幾個官員、幾個裁判的問題？”顯然不是。體育是社會的一個子系統，社會問題同樣會在體壇上顯現，正如官場腐敗不僅僅是官員自身問題，更多是外源性原因，足壇也不例外。一位俱樂部的老總就曾一針見血：“出現裁判受賄現象，我認為責任不在裁判，也不在俱樂部，在於整個中國足球的環境。”

　　中國足協副主席韋迪直言，“裁判出了這麼大的事，有這麼多黑哨，根源在哪，根源就在足協。”著名足球評論員李承鵬更進一步疾呼：“拯救中國足球，首先就要打倒‘兩個牌子、一個班子’”，直指當時的足協與足管中心。客觀地説，作為體育舉國體制産物的足協，是歷史選擇的結果，也曾發揮過一定的作用，只是當足球走進俱樂部時代、足球市場化之後，情況就有了變化。

　　足協一直持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管理者，掌握著俱樂部、球員、裁判生殺予奪的行政權力，另一方面又是具體的市場行為主體，觸角伸入到每一場比賽之中，權力與金錢的關係如此赤裸而密切，足球的公平、公正從何談起？權力收益如此豐沃，腐敗又如何避免？更糟的是，相比于黨政系統，足協所受的外部監督更加微弱，腐敗風險也更大。韋迪曾表示，“足協此前的腐敗超出想象”。

　　可見，足球腐敗也是體制性腐敗，如果不在足球體制上求解，甩開行政干預，還足球于社會，抓再多的“黑哨”都無濟於事，足壇也將永無寧日。在一些足球運動發達的國家，足球協會完全是非政府組織，協會的組成、章程的制定、領導層的選舉組成……都由參與的俱樂部平等協商組建，與國家體育部門毫無關係。相對而言，這些國家的足球腐敗程度較低，足球水平也比較有保障。

　　把行政的歸於行政，把市場還給市場，還原足球的遊戲本色。作為行政，只承擔守夜者、裁判員角色，對足球協會組織、俱樂部運作、足球比賽、球員行為等進行監督，保障足球在公平、公正、法治的環境中自由發展，中國足球才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