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廣州警方起草的《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規定》)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該規定稱：對無主的拾獲財物，可在拍賣後將拍賣款的10%獎勵給拾遺者；對有主的失物，失主領回時，可自願按遺失物價值10%的金額獎勵拾獲人。(據2月14日《北京晨報》報道)《規定》一齣臺，便引發熱議。有人認為通過物質獎勵來引導人們拾金不昧，作用不會太大，因為遺失物價值10%的金額，對於那些不願上繳拾遺物品者缺乏吸引力。更有網友認為，“拾金不昧獎”的設置非常荒唐，因為其會讓“不昧”變味，是對高尚道德行為的羞辱。

　　在筆者看來，“拾金不昧”是個人道德修養的一種外在表現，屬於私德的範疇。而“拾金不昧獎”則是政府出臺的公共政策，是對良好道德行為的引導與激勵。二者儘管分屬不同的範疇，但並不衝突。

　　拾獲遺失物品如何處理，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選擇：品德高尚的人會毫不猶豫地如數交公，或千方百計地尋找失主；私心較重的人一般會不假思索地據為己有；介於二者間的“普通人”拾獲遺失物品後，內心深處的私欲與公義往往會進行激烈的博弈，會猶豫、會糾結。必要的獎勵、良好的氛圍會讓更多的普通人向高尚靠攏；反之，則會使人們離良好的道德行為越來越遠。

　　關於這一點，有兩則歷史故事可以給我們深刻的啟示。一則是“子貢贖人”：子貢從外地贖出了一名魯國的奴隸，卻拒絕了魯國給予的補償，孔子因此責備他，認為這樣做雖然顯示了自己的高尚，卻有可能讓其他人不願、不敢繼續贖買奴隸。另一則是“子路受牛”：子路救起了一名落水者，並接受了落水者贈送的牛，孔子因此讚賞子路，稱這樣做會促使救人者越來越多。由此可見，對於道德建設而言，個人的道德心固然不可或缺，但必要的精神甚至物質方面的激勵有時也很重要。

　　從這個角度講，此次廣州“拾金不昧獎”政策的出臺，與其説是對“拾金不昧”者個人的物質獎勵，不如説是對多數“普通人”的道德引導，其目的在於引導、激勵更多的人投入到拾金不昧的行列。在這裡，筆者希望社會輿論能給“拾金不昧獎”以正面的解讀，也希望每一位受助者都能以適當方式向施助者表示感謝，更希望善行義舉者能夠做坦然“受牛”的子路。如此會有助於在全社會更好地營造出“崇德”的氛圍，樹立起“尚義”的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