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廣州警方起草的《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簡稱《規定》)正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其規定：對無主的拾獲財物，可在拍賣後將拍賣款的10%獎勵給拾遺者；對有主的失物，失主領回時，可自願按遺失物價值10%的金額獎勵拾獲人。警方稱，此舉可提高市民“交公”的積極性。不過也有市民擔心執行起來有糾紛。（2月13日《新快報》）

　　支持者為制度化獎勵“拾金不昧”，羅列了諸多理由。比如説：考慮了當前現實，順應了時代發展，能調動“拾遺交公”的積極性。而且還有人舉了國外的例子，譬如，在德國，拾得人一般可獲得5%報酬；在日本，拾得人可獲20%以下報酬。國家與國家的實際情形不同，對於拾金不昧的理解也不同。這兩個國家對拾金不昧的獎勵，並不能抹掉更多國家對拾金不昧不獎勵的事實。

　　制度化獎勵拾金不昧暗含著一個前提，那就是當前的社會道德已經不足以支撐“拾金不昧”。在一個道德環境裏，應該不需要有這麼一個獎勵；即使有這麼一個獎勵，也不會有多少人願意要。環顧身邊，好人好事絡繹不絕，拾金不昧每天上演。這説明當前的道德，並不是那麼讓我們顏面盡失。雖然説，個體不能代替整體，整體善良也不能掩蓋個別無良。但是，現在的獎勵只是撿到財物的十分之一，如果一個人真的在乎錢財，豈會舍本逐末？對於本身道德較高的人來説，十分之一的獎勵又有什麼意義？對拾金不昧的制度化獎勵，其實低估了社會道德水準。

　　獎勵功利化的危害不容小覷。道德是純潔的，也是美好的；拾金不昧是可親的，也是可敬的。獎勵制度化了，還能叫拾金不昧嗎？這是在有意無意地把拾金不昧從道德詞典裏刪除。對於有些人來説，為了避功利之嫌，反而可能故意不拾，或者撿拾了不把財物上交、歸還。

　　理解相關方面是想通過獎勵來推動拾金不昧的良苦用心。道德是需要獎勵的，但獎勵未必需要物質化，更不一定要上升到制度層面來。比如説，我們可以營造一個良好的激勵氛圍，可以提倡失者給拾者一定的補償，甚至在雙方發生爭議時可以站在拾者一邊，支持拾者正當的物質補償。媒體對良心事件的及時報道，已經體現了這一點。現在需要做的，更多的是加強而已。

　　在制度化社會裏，應該給道德一個自由生長的空間，應該相信道德本身的自我調節能力。對於制度來説，做好分內事，特別是做好權力部門自己的事，比把手伸向道德領域要有意義得多。從這一意義上講，筆者不支持對拾金不昧進行物質獎勵，最起碼不支持這種制度化物質獎勵。 毛建國（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