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部委聯合發佈辦法，銀行基本服務擬實行政府定價。部分法律人士認為，《辦法》提出的政府定價、指導價範圍太窄，而在市場調節價方面，監管方給銀行自由調節空間過大。要求銀行收費“提前報告”和“明碼標價”，反而從法律上為銀行“高收費合法化”留下缺口。(2月12日《廣州日報》)

　　就事論事，法律人士的批評質疑比較中肯。據銀監會去年7月公佈的數據，“中國銀行業服務項目共計1076項，其中226項免費，佔總數的21%；收費項目850項，佔79%”。而媒體的統計則顯示，“目前我國銀行業的收費項目多達三千種，七年間增加了10倍”。這種背景下，單靠有限的“政府定價”和“明碼標價”，實不足以遏制銀行亂收費不斷膨脹的趨勢，反倒很可能會為它的進一步滋長大開方便之門。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推行強力的價格管制──大幅增加擴大“政府定價、指導價範圍”，縮減甚至徹底取締“銀行自由調節價”，就能根本解決銀行亂收費問題嗎？

　　顯而易見，一旦施行這種強力的政府價格管制，即便銀行亂收費被完全遏制，其代價必然是，一方面銀行亂收費被政府亂定價取代。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定價”其實從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合理定價的代名詞，頂多只是市場失靈情況下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權力主導的價格管制全面介入，勢必會妨礙價格機制發揮作用，破壞市場經濟的基礎秩序規則。

　　目前我國銀行業之所以會存在包括“亂收費”、“壟斷暴利嚴重”在內的種種問題，恰恰是因為政府管制太多、市場自由太少。比如，政府對銀行業準入的嚴厲管制──銀行業仍遠沒有對民間資本真正開放。這導致銀行的總體數量仍然明顯稀缺，少數國有商業銀行保持著對金融市場的強勢壟斷地位，消費者難以充分實現真正的消費選擇權。再如，政府對銀行利率的嚴格管制──銀行利率還沒有實現市場化，國有商業銀行僅憑源自權力的高額利差，便能輕鬆“日進數億金”地攫取甚至連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的暴利。

　　因此，將治理銀行亂收費的希望寄託于政府價格管制，從長遠來看，既“倒因為果”又“舍本逐末”。一旦真正施行，即使一時有效，那也只會讓“亂收費”的真正壟斷根源及其背後的權力干預基礎，更加趨於牢固和隱蔽，並被不斷“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