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北京市民政工作會議召開，民政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起，北京市7500多家社會組織的12萬名專職工作人員，將擁有一套獨立於公務員編制、事業編制、企業編制外的編制體系。社會組織納入編制體系後，其人員編制和工資起薪等將由政府部門來核定。屆時，社會組織專職人員的工資將與社會組織“效益”、項目運行情況等相關聯，並有望翻番。（見2月1日《京華時報》）

　　曾有社會組織負責人感嘆，“我們就像沒娘的孩子”，做公益，受到限制；拓展服務，缺少必要身份；好不容易得到資助，又難以進到自己賬戶。這感嘆是不少社會組織的集體哀傷。如今，北京擬將7500余家社會組織納入編制體系，不僅發工資，還將在稅收上給予減稅優惠等等，這無疑是個好消息。

　　這些年我國社會組織興旺發達，但也有一些害群之馬，惟利是圖，敗壞了社會組織的聲譽。通過管理予以規範，能夠促使社會組織健康發展。同時，社會組織需要“名分”，需要減稅等各類政策優惠，這會使它們行進得更矯健。

　　不過，將社會組織納入編制也引起了一些擔憂，比如“不要什麼都統包統辦，最後都變味了。”這些擔憂並非全無道理。

　　當前，對社會組織來講，最需要的或許是“鬆綁”。前不久，廣東省推進社會組織體制改革，備受好評，其要義在於，一是將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社會組織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二是積極推行“一業多會”，引入競爭機制。既打破了嚴厲的行政管制，又給社會組織的登記開闢了寬敞通道。

　　社會組織被認為是政府職能在社會領域的“毛細血管”，可以成為政府管理的得力助手。既然是助手，當然不能放任自流，但又不能事無巨細地管。在管理、規範之餘，更多的應是扶持和服務。把握好這個分寸，社會組織的作用將得到更好、更充分地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