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是春節長假後上班的第三天，記者在大荔縣有關部門採訪時看到，在正常上班時間，縣政務大廳竟變成一座“空城”，三個便民窗口只留一人值班。而大荔縣土地局只有三個辦公室有人值班，其他辦公室都是大門緊鎖。（2月1日《三秦都市報》）

　　盤點一下近期新聞，不難發現這種狀況已成共象。在雲南瀘西縣，大年初七各單位放完“開門炮”，卻不見正式上班的跡象。瀘西縣政府機關值班人員稱，正月十五以後才收假。瀘西縣下轄的10個鄉鎮政府，有的到2月16日才收假；廣東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在上班第一天，該局門口保安的説法是“過了正月十五才會正式上班。”在武漢，市農業局農業局長率5名處長就公務員脫崗作檢討。

　　政府機關“超時放假”已成頑疾，且久治不愈。相比於民間的憤怒與無奈，其內部的態度卻依然我行我素、悠然自得。所以，儘管近年來，不少媒體刊發報道，點名批評一些事例。甚至有人為此受到了相應處罰，但局面未見有根本好轉，且有愈加嚴重之勢，個中原由就值得追問。

　　按理説，《公務員法》和《公務員考核規定(試行)》等法律法規對紀律有嚴格規定，明確了相應處罰條款，從中央到各級部門也是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和部門卻置若罔聞，從根本上講，還是違規後果風險太小，法不眾責的心態所致。在已曝光的事例中，大多是以檢討或道歉了事，很少人因此受到責任層面的處罰，自然也就無以為懼。

　　實際上，這種“過年心態”還有一種“隨大流”的趨勢：一方面，從政策的制定者到執行者，都將其視為習以為常的規則，並紛紛仿傚和跟風，以至於將曝光的理由，歸於“運氣不好”，很少進行實質性的反思；另一方面，由於缺乏剛性的處罰措施，以及運動式治理的有限作用，“超時放假”已經形成一種心理慣性，不但得到了機關內部的認同，也倒逼成了一種社會習慣。公眾在監管無效的情況下，用不情願的默許，帶來了事實上的縱容，於是矯正機制更趨向於其內部的自覺，而恰是這種不穩定的監督機制，使“超時放假”治理難以見效。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一些機關以“過年”為藉口,放任自流,助長了這種節日病,由個體變成了集體性的問題。一個機關的管理混亂，根本原因在於領導沒有趣好&&作用，單位的管理機制已經失去效用。一直以來,一些機關公務員平時上班無所事事,諸如上班聊天、打遊戲、炒股等作風頑疾得不到根治,跟這種“過大年”的心態有很大的關係，甚至是這種作風的延續。

　　雖然近年來,各地為改變機關作風問題,開展了形形色色的效能建設、作風整頓和創先爭優活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仍沒有根本解決問題。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這種治理只是為治理而治理，為整頓為整頓，沒有建立有效執行的長效機制，並導致了放假心態的日常化。而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堅持從嚴管理，嚴格問責，只有將治理手段回歸到剛性的制度之路，才會消除“從眾心態”，政策執行層面的陽奉陰違才會越來越少，並最終實現根本性改善。（堂吉偉德）

　　(來源:千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