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開始的時候，蘋果公司還在為創記錄的季度利潤而洋洋得意，然而到了上周結束的時候，該公司則經歷了一場公共關係的“大倒退”。1月26日，《紐約時報》披露了蘋果在中國組裝IPAD和IPHONE的工廠剝削工人的現象。這一採訪了36位現任或前任蘋果僱員及蘋果供應商的深度調查報告，重新點燃了媒體對蘋果“血汗工廠”的興趣(《東方早報》1月31日)。

　　就此，不得不要承認，或許對不少內地社會公眾來説對“血汗工廠”認識，很大程度上可以説與媒體對為蘋果代工的深圳富士康“跳樓門”事件聯絡在一起的。而蘋果公司産品的高利潤與代工廠勞工的嚴酷勞動環境之間反差，則又在相當程度上刺激了社會對“血汗工廠”的關注。而更加重要的是，蘋果“血汗工廠”還為社會揭示了企業公民與經濟動物之間分野。

　　其實就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看，雖然不能否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不僅可以是企業的主要追求，同時也應該是企業在市場做大的前提。不過與此同時需要強調的是，現代社會企業早已不再是、也不能再像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那樣，企業的發展與利潤要靠無休止壓榨勞工的“剩餘價值”與透支身體健康來獲取。而企業恰恰要在自身得到發展同時，並要承擔起為勞工生活改善與身心健康提供發展條件的責任，可以説，這是與企業獲取利潤相伴相隨，同等重要並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否則，即便是像蘋果公司這樣能獲得再漂亮的業績，那也最多只能説是一種“經濟動物”，而不是現代社會所真正需要的“企業公民”。

　　在此具體就以蘋果公司的創記錄的季度利潤來説，雖在表面上蘋果公司似乎有一定理由因此而洋洋得意，然當這種被蘋果公司創記錄利潤是來自低成本的惡劣勞動環境，並以犧牲勞工身體與身心健康為代價，或者説白了，當人們了解蘋果公司如此所謂的創記錄利潤有相當部分來自像深圳富士康這樣的代工企業，並進而與“跳樓門”密切相關時，那或許就會有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公眾會理所當然地提出這樣的質疑：如果這樣的工廠不是“血汗工廠”，那還有什麼工廠會是“血汗工廠”，能算是“滴血經濟”？

　　而更加重要同時要警惕的是，現代社會早已不是夏衍小説《包身工》中所描述的社會，工廠管理者也不能再是《包身工》中缺乏人性的“拿摩溫”，而勞工更不能再像是小説中飽受欺淩的“小珍子”。否則，不僅這樣的企業不是現代社會需要的“企業公民”，而只能算是一種“經濟動物”。並且，對這樣缺乏自覺、自律的的企業，還要強制其履行自身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而這，就是筆者為何要説：蘋果“血汗工廠”揭示企業公民與經濟動物分野的原因。

　　(來源:中國江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