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戊戌變法以後，中國政治就明顯呈現出京嚴滬寬態勢。民國以後，情況有所不同，但北嚴南寬態勢並無改變。“五四”運動以後，北京的政治氣氛壓抑，文化環境惡劣。相比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環境寬鬆得多。上海文化事業本來發達，出版機構多，報紙刊物多，中外聯絡廣，信息渠道多，加上一市三治，有縫隙可以利用，這是眾多政治、文化精英匯聚上海的原因。

　　上海各個區域中，在1916年袁世凱去世以後，又以法租界更為寬鬆。同樣的租界，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城市化進程有先後之別。洋涇以南的法租界自開闢以後，很長時間人氣不旺，生意不盛。

　　1914年以後，有三大因素，促進了法租界的發展。一是法租界面積大擴展。二是城墻拆除。三是洋涇填平。擴界、拆城、填這三件大事，使得法租界與城鄉內外、法租界與公共租界連成一片，為法租界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同樣是租界，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在土地租用、社會管理方面也頗為不同。公共租界實行的是英國式自治制度。法租界的行政權由公董局行使，實質由法國駐滬領事負責，深受法國文化影響，崇尚的是共和政治價值觀，比較重視整體利益，在城市規劃、市政管理、公共利益、宗教文化方面比較重視；其土地是按章程整個租給法租界公董局，再由法租界公董局分租給外僑。

　　同樣是租界，就地價而言，在上世紀30年代以前的相當長時間裏面，是公共租界高而法租界低。同樣是租界，法租界在城市規劃方面要比公共租界嚴格。

　　同樣是租界，公共租界商業、工業比較發達，土地、房産增值快，工部局獲得的稅收多，政府比較有錢，治安管理比較到位。法租界商業、工業不夠發達，公董局獲得的稅收比較少，行政經費短缺，治安管理比較差，對煙、賭、娼之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樣，法租界在治安管理方面漏洞比較多，對於那些持不同政見者來説，可以利用的機會也就比較多。

　　此外，建黨活動在法租界進行，對於吳廷康、馬林、尼科爾斯基等共産國際派來的人物來説，也比較方便。1920年的上海，有大約五千名俄僑，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們中有一些人擁護布爾什維克。這為吳廷康等人在上海的活動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無形中起了掩護作用。

　　綜上所述，法租界（特別是新區）在上海城市化過程中較之公共租界與華界佔有後發優勢，規劃嚴格，道路寬暢，人口密度不高，環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築精緻，租金適中，安全又有保障。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這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集聚在這裡的根本原因。他們居住在這裡，活動在這裡，在這裡舉行中共“一大”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周思媛摘自《學術月刊》，熊月之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