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伊始，備受關注的胡潤榜出爐，茅臺、五糧液既“有幸”也“不幸”地上了榜。對於民族品牌的上榜，輿論歸結為政府開銷的支撐，給焦躁的公眾情緒點了一把火。一時間，上海兩會代表發言把茅臺送到了風口浪尖。

　　有這麼一個場景每天都在中國的萬千家庭上演：一個小孩被桌椅絆倒跌在地上哇哇大哭，父母或者其他長輩趕緊跑過來扶起哭喊的孩子，並踢打桌椅安慰孩子“好了好了不哭了，我替你收拾它！”……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固化思維模式，暗自助長著孩子的任性乖張。

　　教育專家有雲：“家長尤其是老人長期這樣溺愛護著孩子，孩子遇到挫折或困難，就會先找別人的茬。”這何其不是現實中國的寫照？投射到棒殺茅臺事件上，我們不難看出這樣的邏輯——公眾對於政府的行為，採取的是一种家長式的溺愛嬌慣方式。三公消費本來不合情也不合理，應該從根源上給予節制乃至逐步退出。而公眾責罰的則是他們的消費對象——茅臺酒。以這樣的方式來監督政府開銷，南轅北轍，永遠也無法收到應有的效果，反倒助長了其遇到困難“先找別人茬”的思維慣性和不良風氣。

　　從上海兩會代表的發言過後公眾的反應來看，這種理論大有市場，我們為之驕傲的開放、公正、現代化的東方之珠，居然會出現這種匪夷所思的“無厘頭”建議，在我們高呼去行政干預化的今天，上海的代表們仍然倒行逆施的向市場調節的無形大手施行政干預的“無影腳”。要知道，公眾發泄的是怒氣更是怨氣，而代表們也在縱容這種非理性的聲音，這種意義上，也是代表們把自己預設為“衣食父母”所致。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績。開放的中國以包容的胸懷迎來了拉菲、路易十三和皇家禮炮，但卻無法以同樣的規則，給予自己的民族品牌以“國民待遇”。

　　將茅臺酒納入禁止消費清單中，是一種立法立規的方向性錯誤，如不打住將會成為政府行政亂作為的又一個典型案例。不去梳理根源進行節流，卻報到下游看洪水中的漂浮物，是一件荒唐的事。真正的政府行政透明化、公開化是一個漸進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立法立規方向應該是緊縮源頭，遏制從中滋生的腐敗和權力尋租。

　　更何況，我們在打打鬧鬧的一場荒誕戲過後，是國外看客們的冷眼旁觀。而我們想要去挖掉的，正是祖祖輩輩辛苦奮鬥來的少數幾個能夠代表中國的民族精品大樹。大樹轟然倒下之時，是外面看客們的齊聲鼓掌，因為他們看到了讓出來的市場和中國人在消費選擇上的不自信；而被衝昏頭腦的國人也在鼓掌，掌聲過後我們看到的是民族品牌生長過的那片土地上，荒無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