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發改委、教育部、財政部聯合印發《幼兒園收費管理暫行辦法》，嚴禁幼兒園以任何名義向入園幼兒家長收取贊助費、捐資助學費、建校費、教育成本補償費等與入園挂鉤的費用。此新聞被廣泛關注的同時，也引起不少議論，焦點就在於它如何落實、怎樣落實。比如像新華社就發表了時評《僅靠一紙禁令難解“起跑線”之重》。

　　有句話説，不看廣告看療效。禁令發了不少，但效果如何，畢竟還得靠實踐來檢驗。就像治理亂建高爾夫球場，我們就走入了這樣一個“怪圈”：隨著禁令的一道道下發，建得也越來越多。也如學生減負工作，減來減去中小學生的書包絲毫沒見輕，反而有統計説他們的睡眠甚至比2005年還少了。三令五申的東西，擋不住現狀的混亂。

　　有句民謠説，“入園難，難於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收費。”的確，天價幼兒園現在早已不是新鮮事。每月交好幾千學費、每年交幾萬贊助費的幼兒園，大有人在。這樣的幼兒園，往往還不是有錢就能隨便上的。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編寫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1）》顯示，就全國35個城市來看，北京、深圳等9個城市超過三成公眾認為入園難“非常突出”。其中，北京超過五成的公眾認為入園難、入園貴“非常突出”，居35個城市之首。

　　北京朝陽區有家民辦幼兒園，負責人説，因為是民辦幼兒園，他們的收入完全靠託兒費。他們幼兒園每個孩子每月收費1300多元，都能收支平衡且有節余，那麼，一些定價五六千甚至上萬元的幼兒園無疑隱藏著暴利。這些暴利的取得，是以部分犧牲社會資源為代價的。因為作為社區應有的配套設施，本來應面向大眾的幼兒園，但卻面向了小眾。

　　昂貴的收費拒工薪階層于門外。同時，昂貴的收費也讓工薪階層、農民工子女入托“分流”到“低檔幼兒園”。《羊城晚報》去年曾報道，廣東有超過5000所無證幼兒園，存在各種各樣的安全隱患。但是政府雖然明知卻無法一次性全部取締，因為廣東存在著嚴重的“入園難”問題。

　　“貴族園”的存在，實則與我國幼兒教育目前存在的過度市場化有直接關係。過度的市場化，就會導致學前教育成為營利産業。而一個營利的産業本身，肯定最為關注投入産出比和利潤率，而同時必然漠視公益性和普惠性。如果不改變幼兒教育産業化的大趨勢，那麼光靠行政命令制止亂收費，固然會有效于一時，但很難長久。單純用行政命令化解入園難入園貴難題，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努力措施，但多少有點杯水車薪，因為一道禁令難以扭轉這個行業的發展大方向。這些費用被制止之後，難免不會有新的名目冒出來，這是防不勝防的。而把幼兒教育産業化扭轉為社會化、公益化，才是制止亂收費高收費的釜底抽薪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