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師、學者向國務院寄出《公民建議書》，認為“農民工”稱謂存在歧視成分，不利於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提請國務院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政府行文中變更“農民工”稱謂，並借此推動城鄉戶籍平權。近日，出席河南省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的河南省人大代表尹志國、劉祥、汪新平等也向大會提交建議，呼籲取消“農民工”稱謂(據1月12日《大河報》)。

　　據統計，目前我國進城農民工約1億人，跨省就業的農民工約6000萬人，他們主要集中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一些大中城市。農民工進城務工不僅對城市生活起到了拾遺補缺的作用，而且大大加快了中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但不可否認的是，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和工資待遇仍很低，工作條件差，任意剋扣農民工工資等損害其權益的現象屢見不鮮。

　　回顧我國的農民工政策，大體經歷兩個模式:“控制流動式”和“生存權益保障式”。決策者和以城市利益為中心的社會輿論主導者曾一度認為，大量農民外出流動對城市就業、交通、衛生、環境帶來了重大壓力，嚴重影響了社會治安，因而將農民工視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今年的深圳市政協會議上，就有委員提出“深圳應設置生存環境壁壘，讓一些外來人口主動離開”之類的議案。

　　龐大的農民工隊伍，是我國改革與轉型過程中的特有現象。值得肯定的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執政觀念的進步，黨和政府對農民工的權益保障越來越重視。作為一個特定的名詞，“農民工”確實已被賦予歧視、侮辱的貶義，許多地方紛紛颳起了給“農民工”改名之風，叫“新市民”者有之;叫“援建者”者有之。但這些出自“政府文件”的“正式稱謂”似乎並沒有推廣開來，農民工自己也不認可。農民工遭遇白眼與屈辱，顯然並非因為他們的“名字”本身“不吉利”。辛辛苦苦為城市作出貢獻的勞動者，為什麼成為歧視和侮辱的對象，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據世界銀行統計，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至少為中國經濟增長貢獻了一個百分點。如何引導、管理和保護好規模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也是關係到我國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事項。要解決農民工在城市“身份認同”的困局，歸根到底必須改變過去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度和人口管理模式，建立新的城鄉一體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和城鄉平等就業制度，積極探索農民工在就業準入制度、使其在勞動福利、工資報酬、子女就學等方面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

　　古人説得好:“名不可以虛作”，如果不做好上述這些具體的“實事”，只給農民工封一些“榮譽稱號”，無疑是本末倒置。農民工即便是換了一個稱謂，儘管這些稱謂可能“看上去很美”，也極有可能再度淪為被歧視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