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加強質量工作。會議認為，我國質量水平的提高仍然滯後於經濟發展。提出完善企業質量檔案和産品質量信用信息記錄，建立質量失信“黑名單”並向社會公開。(《新京報》1月11日)

　　其實，“黑名單”制度不僅在食品、藥品、建築工程、房地産等眾多經濟領域被普遍使用，而且在醫療、教育、行政、司法等其他許多社會領域，也得到十分廣泛的運用，如我們熟悉的“教育亂收費黑名單”、“行賄黑名單”，等等。

　　但其實施效果恐怕並不令人滿意，至少，並不如人們事先預想得那樣，能夠一“黑”就靈。以企業質量領域為例，據此前官方公佈的數據，中國企業每年因信用缺失導致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高達6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因産品質量低劣造成各種損失達到2000億元人民幣。另據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最近透露，“2010年我國製造業直接質量損失1700億”，“質量問題造成的間接損失更大，估計也會有上萬億”。

　　“黑名單”制度的效果何以不夠顯著？為此，筆者想提出兩點建議。

　　其一，不僅要建立針對企業的質量失信“黑名單”，同時也要建立針對監管部門乃至地方政府的監管不力“黑名單”。另外，“黑名單”不能只由政府行政部門自上而下的包辦、獨攬，同時也要建立來自民間、第三方獨立機構的“黑名單”。

　　質量誠信建設是一個龐大的體系，企業固然是質量誠信的“第一責任人”，但政府的監管誠信、政務誠信顯然同樣至關重要、須臾不可或缺。這誠如國務院會議指出的，“健全地方政府負總責、監管部門各負其責、企業是第一責任人的質量安全責任體系”。而此前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更是強調：“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誠信建設”。太多的經驗教訓早已反復證明，政務誠信的嚴重闕如、形同虛設，正是許多質量事件得到釀成、氾濫的源頭之一，如在食品領域，從“三聚氰胺”奶粉到“瘦肉精”豬肉，都是典型例證。

　　其二，與“黑名單”相配套的懲罰制度一定要嚴厲到位。對於不重視質量、頻出問題的企業及其相關負責人，該追究刑責的絕不含糊。而對當事企業本身，則必須施以真正傷筋動骨的懲罰性賠償，不惜使之傾家蕩産、破産關門。同時，對那些在監管過程中，尸位素餐、喪失職守的監管官員，也必須嚴厲懲罰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