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辯護律師只能“幫助”法官，不讓法官“失望”，那麼必然讓當事人失望，讓法律失望。

　　據《東方早報》報道，貴州黎慶洪涉嫌黑社會犯罪案，在1月10日庭審的1小時之內，先後有3名律師被“驅逐”出法庭，有9名律師遭到數十次法官的訓誡；12日開庭時，全國人大代表遲夙生律師也被“驅逐”，因情緒激動而當庭暈倒搶救。

　　法官“驅逐”律師雖是個案，卻折射出刑事審判的普遍性問題——如何切實保障律師辯護權？

　　此前貴陽中院一審判決黎慶洪有罪，但省高法以“事實不清”為由發回重審。增加了新指控罪名之後，此案奇怪地從中院“降格”到區法院一審；更奇怪的是，代表區檢察院出庭的公訴檢察官，是從市檢察院“臨時空降”到區裏的。

　　一審法院“降格”，意味著本案終審將被“消化”在貴陽市中院，而當初貴陽中院的有罪判決，是被上級法院認定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檢察官“空降”，意味著一二審的公訴人都是市檢察院，違背了刑訴法二審終審、回避制度的立法本意。

　　因訴訟程序存在這一系列問題，當“空降檢察官”宣讀起訴書時，律師們提醒法庭解決回避問題，結果卻是3位律師被趕出法庭。

　　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如果訴訟參與人違反法庭秩序，審判長應當先警告，對於不聽制止的，可以強行帶出法庭。但律師只是依法提出回避申請，並陳述理由，為什麼就被“驅逐”呢？當天下午的庭審前，3名被“驅逐”的律師仍前往法庭，卻被告知該案審判結束前，均不能再出庭。“驅逐”即便採取，也只是維持審判秩序的暫時舉措，而這豈不是變相剝奪辯護權？

　　經驗告訴人們，如果律師不能形成與公訴方勢均力敵的抗辯制局面，就難以保障審判公正。特別是在一些“敏感”案件中，一些法官嚴格限制律師發揮。比如，2009年審判阜陽“白宮書記”張治安時，蕪湖中院不僅不許旁聽，而且要求被害人的律師不得使用筆記本電腦，理由是那屬於“錄音、錄像設備”，導致三名被害人律師憤然集體退庭。

　　本案也有辯護權受不正當干擾的問題。據媒體報道，當地律師接到“命令”，在法庭上“一句都不敢説”，氣得被告人家屬當庭解除了委託關係。法院還主動約談律師，刑事審判庭一位庭長指名其中兩位律師令其“失望”，希望律師“遵守法庭紀律”，並“幫助”審判長將案件順利審理下去。 不論黎慶洪有罪與否，司法程序都應經得住推敲，如此才能捍衛正義。辯護權是公民面對公權控訴時，最該受保障的權利之一。如果辯護律師只能“幫助”法官，不讓法官“失望”，那麼必然讓當事人失望，讓法律失望。“黎慶洪案”並非是極端個案，其中辯護權受到干擾問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所以更值得公眾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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