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1年，國際上稱為“抗議之年”。在西亞北非，抗議活動轉變為翻天覆地的政治海嘯，其中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四國的政府被推翻。昔日至高無上、執掌政權數十年的領導人，有的狼狽出逃、被缺席審判，有的被迫辭職、鐵籠受審，還有的慘死街頭、裸屍示眾。在發達國家，抗議活動也此起彼伏。美國爆發了曠日持久、規模空前的“佔領華爾街”示威運動；歐洲債務危機使歐元區各國政府焦頭爛額，抗議活動和騷亂頻繁發生，西班牙等五國政府更迭。在世界動蕩不安之時，中國卻保持了社會穩定和經濟較快發展，原因何在？

　　2011年眾多國家政局動蕩，都與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緩慢有關。西亞北非的一些國家，長期經濟發展近乎停滯，政府官員大肆斂財，而老百姓生活艱難，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失業率大幅上升，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社會矛盾終於以革命的形式猛烈爆發。而在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氾濫，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加劇，少數人的財富急劇增加，絕大多數人收入相對下降。壟斷資本的貪婪引發了金融危機，政府卻要犧牲普通百姓的利益，用納稅人的錢救助那些引發危機的罪魁禍首。民眾對此極度不滿，進而走上街頭。

　　中國社會之所以能夠保持穩定，關鍵在於老百姓能共享發展成果。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國家將財政收入更多地用於改善民生，重點用於“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使老百姓得到更多實惠。以農村為例，在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投入上，本世紀初為1000多億元，2011年已超過1萬億元；在社會保障上，建立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農村醫療合作制度；在教育上，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實行“兩免一補”政策；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實施公路村村通工程、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2006年，更是史無前例地取消了農業稅，使得延續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退出了歷史舞臺。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與西方國家花鉅資救助大企業不同，中國更多地把錢用在增加就業、改善民生上。推行家電下鄉、以舊換新，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改善中小學教師待遇，強化對零就業家庭、就業困難人員的就業援助，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每一項政策辦的都是順民意、解民憂、惠民生的實事。在國際金融危機肆虐的“嚴冬”裏，黨和政府帶給老百姓的是濃濃暖意。

　　中國社會不是沒有矛盾。在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時，中國就要面對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題。這一時期，經濟社會矛盾更加凸顯，群體性事件出現的概率會增加。少數西方國家也會利用中國社會出現的矛盾，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攻擊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煽動民眾發泄對黨和政府的不滿，企圖把社會動蕩之火引向中國。但中國老百姓對社會動蕩已有切膚之痛，對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有深切感受，他們必然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反對社會出現動蕩。

　　2012年註定也將是不平靜的一年。西亞北非，依然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美國歐盟，債務危機揮之不去，政府束手無策。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必然給中國發展帶來更多困難和挑戰。但中國已做好準備。在黨和政府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下，老百姓的生活將進一步改善，社會大局將繼續保持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