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曉哲

　　日前，全國人大著手修改職業病防治法，其中備受關注的“職業病定義”一項或有較大改變。頸椎病、鼠標手、長期視頻作業導致的眼部損傷、職業性腰背痛等白領易患疾病都有望納入職業病目錄。(1月10日《南方都市報》）

　　國家立法機關有望尊重公眾籲請將“職業病”擴展到鼠標手、頸椎病等城市白領易患疾病，體現了職業病防治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職業病“觸角”向更深層次領域延伸的標誌。但具體而言，一個即使是最終走上立法程序並以法律框架來保障和確定的“鼠標手”等新型職業病，其落實相關權益和保障並不容樂觀。

　　構成“職業病”一般而言需要兩大因素：一個是“病”的確定，另一個就是“職業病”的確定。所幸的是，在一個立法確定“鼠標手”可以列為《職業病目錄》中病種名稱的前提下，給職工申請工傷鑒定提供了可能。但這種“可能”之後的維權程序依然會漫長和冗長，我國《職業病防治法》中明確規定了用人單位有“配合”的義務，如申請職業病鑒定者，必須出具由用人單位提供的職業史、工作場所、健康檔案等，這實際上是要求用人單位“自證其罪”。在利益攸關之下，未來可能的職工面臨的申請““鼠標手”病的鑒定，依然會面臨像“開胸驗肺”的河南農民工張海超那樣，在申請鑒定“塵肺病”時的困難重重。

　　另一個“阻撓”職工維權的現實難題更讓人擔憂。即使是經鑒定確定了某職工患有“鼠標手”病又能怎樣？還必須有一個職工能證明其“病”來源於“職業”的證據。也就是説，還得必須有充分證據證明這個“頸椎病、鼠標手、長期視頻作業導致的眼部損傷”等疾病是單位工作期間和工作環境所致。這恰恰是最難以證明的一點。由於電腦的普及，不排除致病因素也包括家居時間“打電腦”、“看電視”的因素，職業病者又如何證明和厘清有多大比例的“致病”因素是來自於單位？最後，還有來自於有充分證據證明“職業病”之後，要求單位賠償時的難度和阻力等等。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立法”理念值得提倡，但現實所限其“提醒意義”註定大於現實。但我們並不應否認這種“提醒意義”。一方面，一個立法確定和擴展的“職業病”種類，有可能提醒最廣大的職工、白領群體，更加注重工作時間的勞逸結合，也給可能的維權提供了畢竟來自於“法”的依據；另一方面，在一個可能的“賠償”倒逼之下，會讓大多數用工單位更注重職工的休息休假權益，也是單位開始從細節上重視職工權益保護的契機。

　　我國醫療保障機制遠未完善，在日益加劇和擴大的職業病群體現實之下，職業病的治療及醫療保障卻遠未跟進。而上述“立法”的步入實踐，也將是對完善和擴展醫療保障機制和擴大醫療保障覆蓋範圍的提醒。

　　（作者係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