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會副會長趙白鴿稱，加拿大紅會因輸血問題導致2萬人感染艾滋病，相比之下，“郭美美事件”這樣沒有根據的故事沒什麼好擔心的。趙白鴿表示，最大的挑戰是社會和公眾對紅會的要求不斷提高，這是過去沒有的。（1月10日《中國經濟週刊》）

　　説紅會的最大挑戰是公眾，我看趙女士是沒看清問題的實質，換句話説，這其實是在自欺欺人和推卸責任，紅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最大的挑戰又是什麼，我們不難知道，就是紅會自己，而非別人。

　　首先，就算紅會的確是被“郭美美事件”所“冤枉”，可以暫且不提，但比如上海盧灣區紅會“天價餐事件”，一開始是盧灣方面否認有這種“壞事”，後來上海政府的處理，又印證有這件壞事，紅會秘書長王汝鵬也表示要加強監管“讓壞事變好事”，從這一過程就可看出，是紅會自己先有問題，公眾才“挑戰”的，但這算是什麼挑戰呢，至多是一種監督而已。

　　還有，自“郭美美事件”後，紅會也在努力，如終於著手建立捐贈信息發佈平臺，可看作是信息公開的第一步，但在11年7月份啟動的平台中，細心的網友發現，有搞錯日期的，在玉樹地震前半個月，一些明星的捐款就已經到位；有不少1毛、1分的捐款；李連杰僅在玉樹地震的捐款就超200萬，但記錄裏變成總共區區幾百元；成龍捐1毛；50英鎊變成50元……這結問題都是紅會本身工作不到位造成的，亦非公眾挑戰出來的，要知道民國的慈善賬本可比這詳細規整多了，如今的工作不如幾十上百年前的民國，是怎麼也説不過去的。

　　再者，趙女士説紅會治理問題是全球性問題，即便是如此，也不能單純拿來類比，畢竟一個組織要想發展得好，就應該和人學習好的方面；趙女士所舉的加拿大紅會的例子，那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情，至今已近30年，跨度接近國際紅十字會歷史的五分之一，而我國紅會歷史也有100多年，時間並不短。要比較，也應該橫向比較，以國外紅會近年的表現為參考才是。

　　另外，趙女士説紅會改革還包括的四個方面，大體上都是公關、溝通，第一是和政府等方面的公關，第三是和媒體溝通，最後才是和公民溝通。既然公眾是最大的挑戰，為何和公民的溝通反而排在最後，難道僅是“排名不分先後”嗎？其實未必，在我看來，在趙女士的眼裏，政府部門和媒體才是最重要的，但紅會是一個面向社會的組織，首先應該對公眾負責，如果你們做好了，還擔心媒體亂報道嗎？媒體也是秉著客觀、公正的立場來如實報道，不會刻意抹黑你；而政府方面，只要你紅會守規矩，也不會找你麻煩。因而，紅會在溝通方面也是本末倒置，把紅會面臨的問題歸咎於別人，當然也沒看清問題的實質。

　　其實，公眾對紅會的要求並不高，只要紅會恪守紅會應有的精神和規則，合理的使用善款，做好信息公開，那麼，公眾也就不會來挑戰了，而事實上，這些要求都是紅會所基本該做的。所以，紅會的最大挑戰就是自己，而非公眾，要找回公信力，還是先承認、看清自身的問題再説吧。（毛忠斌）

　　(來源:千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