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者在安徽界首市採訪時發現一個奇怪現象：一些農村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和上報的統計表上的人數對不上，有的學校在校人數和上報人數能差出一二百人。國家下撥款的總數減去實際學生人數下撥款中間的差額是1063萬元，而這1063萬元大概可以針對學生一萬四五千人，這部分錢被用作富餘資金的結余了。（1月8日《新京報》）

　　一個市的一些農村小學總共騙取國家義務教育撥款一千多萬元，在國家教育資金緊張，很多學校校舍、教學設施、活動場所缺乏、陳舊破敝而亟待投入，特別是貧困偏遠地區教育投入嚴重不足的背景下，此事性質之惡劣自不必説。事已至此，説別的都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如何定性，如何處理，何人擔責？

　　騙套國家專項資金的問題並不鮮見，由於層層的監管不是很有效，乃至監管失職瀆職幾近常態，預防上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所以才有了“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之説。那麼，目前相對有效的辦法就應該是事後懲戒，以嚴厲的問責産生毖後效應。然而，對於騙套國家資金的問責，往往又是軟弱無力的，本來是嚴重違法甚至構成犯罪的惡性問題，每每被以“違規”定性，一個“規”字，離“法”和“罪”差之十萬八千里，也就嚇不住人；與腐敗現象的“前腐後繼”相比，“違規資金”更是“犯了就改，改完再犯”，以至於國家審計署也只能無奈地堅決表示：“你敢屢審屢犯，我就屢犯屢審”，“屢審”不過就是“審”，現在看，“屢審”從來不曾制服“屢犯”。關鍵問題是，與“違規”對應的“嚴肅處理”多是“糾正”、“整改”，而那些以食“違規資金”而肥的人們，無甚風險，甚至決策人物連“名諱”都不可冒犯，那麼今天又來了騙取國家義務教育資金上千萬之事，也就無需大驚小怪；並且地方基層監管不管，多是媒體“代為監管”的情況下，這樣的事還有多少，我看不好説。

　　這千萬資金去向何處，是最叫人揪心的。貧困地區孩子沒有午飯吃，嚴寒中沒有棉衣的孩子需要社會“衣加衣”捐助，各地均為校車資金犯難的背景下，這千萬撥款被用於何處，納稅人的感情都傷不起！學校説沒拿到，那就是進了政府的賬或小金庫了？究竟是增加“三公”消費了，還是官員增加補貼、福利？首先必須給社會一個明確的交代；其次，如果用於上述用途，拿什麼補？用地方稅款償還絕不合理也不合法，等於從當地百姓口中奪食。而最值得關注的還是問題的定性：若取之於國用之於民，倒也罷了，説是“違規違紀”，我們服氣；若是騙之於國用之於官，那就是貪污犯罪。最不希望的是，有關方面嚴肅處理的結果又是“遵從”網友們的主意：“臨時工”、“替罪羊”式問責，背後的決策人物全都安然無恙……公信啊，傷不起啊！別讓老百姓“老不信”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