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某富商通過代孕生了3胎8個孩子的事件，引起了正在召開的廣州市政協會議醫療衛生組委員們的熱議。市政協委員、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張立指出，打擊代孕面臨無法可依的尷尬，希望通過省人大向全國人大呼籲，建立相關法規對生殖輔助技術進行法律上的規範，嚴禁代孕。

　　筆者不禁要問：處罰代孕事件有關各方當事人，真的毫無現行法律的依據嗎？

　　張副局長關於代孕事項沒有國家立法的説法，並無問題，因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中，都沒有對代孕事項做出規定。但要説處罰代孕機構無任何法律依據可言，卻非事實。

　　衛生部2001年發佈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下稱《辦法》）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同時規定：“實施代孕技術的，由省級衛生行政部門對醫療機構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的罰款，對有關責任人員給予行政處分。”

　　當然，《辦法》只是部門規章，立法規格很低。依《立法法》規定，部門規章是典型的執法規範，所規定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行政法規的範圍。在法律和行政法規對代孕毫無規範的情況下，《辦法》禁止和處罰代孕行為也有越權之嫌。何況對醫療機構僅僅只能警告和給予3萬元以下的罰款，也毫無力度可言。

　　顯然，《辦法》的規定還是沿用了計劃經濟時代的觀念，把醫師當成國家衛生幹部看待，並混淆了處罰和處分的關係，致使實踐中該懲罰措施難以有效執行。

　　當然，《辦法》也只是衛生技術法規，只約束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對八胞胎父母（包括代孕人）沒有任何約束力；至於其是否違反計生法規政策，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則是另一碼事，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張副局長建議，對生殖輔助行為進行立法，對代孕技術進行嚴格規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否應將《辦法》規定的“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簡單地上升為國家立法，很值得研究。一刀切禁止代孕，可能剝奪因子宮切除等病理原因確實無法自孕的女性，想成為母親的權利，這不僅違背人倫，也悖于立法正義的原則。

　　代孕技術本身並沒有錯，實施得當便能發揮該醫療技術應有的價值，但因該技術牽涉到倫理學、社會學及道德層面，包括社會公平等問題，確實應當嚴格規制。因此，期待國家儘快對代孕行為予以立法，進行規範。（劉昌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