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部長陳竺在2012年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怒批“以藥補醫”為“一棵樹上的兩個毒瘤之一”，併為取消“以藥補醫”列出時間表：今年先行在300個縣試點推開，力爭2013年在縣級醫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醫院全面推開。(1月6日《新京報》)

　　推行基本藥物制度、實施新農合醫保改革、下調藥價等，無不折射出政府的民生情懷和惠民之舉。但遺憾的是，近年來看病難、看病貴等民生難題依舊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公立醫院的公益屬性未能明確定位。

　　在公共服務的範疇中，最能體現公益性的當數醫療和教育，其職業既是體現聖潔博愛的“良心活”，也是人類不可須臾離開的公益事業，其勞動價值難以用具體數量和金錢去考評。改革開放之初，鋻於當時的國情國力，國家允許藥品加成、鼓勵醫院創收，讓醫院去市場中遨遊，其初衷應該是基於對破除大鍋飯、調動積極性的考量。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醫療觀念的異化，醫院的服務性、公益性逐步弱化，商業化、趨利性日益凸顯，“以藥補醫”讓醫療行為淪為純粹的謀生手段和盈利營生，看病難、看病貴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以藥補醫”制度的衍生現象。因此，只有讓醫院遠離功利，回歸公益，才能為取消“以藥補醫”創造體制保障和職業環境。

　　取消“以藥補醫”之後的公立醫院何以生存，醫德立醫、技術養醫、財政補醫當屬選擇之路。首先，人們詬病看病難、看病貴，不僅緣于制度的弊端，還有醫德的扭曲。與人品決定産品同理，同樣的醫療條件、同樣的醫技水平，在醫德不同的醫生手裏會産生截然不同的醫療效果。君不見，即使在“以藥補醫”的制度下，仍然不乏為患者著想的“1元醫生”。

　　其次，人們心儀某個醫院，很大程度上是衝著醫院的知名度而來，而支撐這種知名度的無疑是具有精湛醫技的專家隊伍，取消“以藥補醫”之後的公立醫院就應當靠技術“吃飯”。而實施按病種付費後，醫院更應該致力於提高醫療技術、降低醫療成本。

　　此外，既為公益醫院，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就成為順理成章之事。只有以公共財政保障醫生的合法收入和醫院的正常發展，才能從源頭上消除“以藥補醫”的驅動力。這也是政府為百姓購買醫療服務的公益性體現。

　　有了醫改時間表，更要有矢志不渝的醫改決心和具體可行的醫改舉措。人們期待著300個試點縣的務實探索，期待著取消“以藥補醫”為百姓帶來的醫療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