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水域面積萎縮至不足200平方公里，周邊多項建設違規開發。有關部門估計已有上萬畝鄱陽湖水域被侵佔。記者調查發現，這些開發多與地方政府相關，違規開發最多只罰5萬元，專家建議將保護湖泊的完整性與地方政府工作考核挂鉤。（1月5日《新京報》）

　　“禁止圍湖造田和修建填湖工程”的禁令成了空文，一因利益衝動，二因違規成本甚低，乃至為零，這是當前“禁令成空文”或“廢紙”現象的共性原因。違法徵用的土地，政府一轉手以每畝200萬元的價格賣給開發商，如此豐厚的收益面前，慢説“違規”，就是鋌而走險也不奇怪。表面看，官員也是出於“公心”，為地方財政著想，實際上是一些官員利益與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成正相關，不論政績收益，還是官員個人直接受益的公款消費，都與此有關。

　　收益豐厚激發利益衝動，突破禁令斂財便不可避免，那麼需要討論的問題，主要就不是一些地方政府違規斂財的惡劣，而是斂財為何會成為政府行為？

　　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務，那麼理論上説，政府本身應不會生出斂財的衝動——財政資金如果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那麼拆東墻補西墻便沒有意義；並且，政府收入的取得應該依法，收支都必須按照批准的預算計劃運作，不應該出現這種隨機性收入和想賣什麼就賣什麼的情況。不應該出現的問題出現了，而且堂而皇之，問題出在政府功能的錯位——為創收衝動所累的一些地方政府，看上去更像是“公司”。那麼，地方政府置禁令于不顧，以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利益而斂財的行為，還是要歸咎於那個飽受詬病的“政府公司化”問題上來。

　　一些地方政府所以有些像“公司”，是因為追求經濟收益已成為政府行為的目的之一，並且在預算軟約束與預算外財政並存的體制之下，政府支配收益的自由度很大，由此帶來創收的積極性。而以現代政府理論來説，政府手頭拮據一些才是常態。除了預算規定的，沒有更多的可支配資金；即便寬裕，也不可隨意支配。如此，政府才不會有斂財衝動，因為斂財不會給政府和官員帶來任何好處。而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都有斂財的衝動，甚至不惜“鋌而走險”，根本原因在於“利益正相關”——斂財越多，給一些官員及群體帶來的好處也越多；深層問題則是公共財政概念沒有真正確立，特別是預算外體制之下地方的自由度太大，想讓地方政府創收或斂財積極性不高是不可能的。

　　有專家建議叫停鄱陽湖開發，然而問題又何止是一個鄱陽湖？這種問題不可能逐個叫停，而應當從根本上尋找解決途徑，最需要研究的問題就是“政府公司化”體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