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義傑

　　近日，哈爾濱市道外公安分局偵破兩起特大假藥案件，涉案金額1300多萬元。記者從兩起案件的銷售明細表上看到，假藥案涉及藥店大多在城鄉接合部和農村。假藥販子利用在配貨站購買的幾毛錢一條的藥店信息，將百餘種假藥推銷到黑、吉、遼、內蒙古四個省區至少3000家藥店，牟取暴利。據分析，這些地區用藥者中很多是農民，對假藥的防範、識別能力不強。（12月30日新華網）

　　百餘種假藥氾濫，農村和城鄉結合部成為了假冒偽劣的集散地，這與農民收入低、鑒別能力差有一定的關係，但當假藥充斥3000多家藥店時，問題恐怕就不那麼簡單了。農村藥店本來就少，達到3000家藥店的規模，幾乎在這幾個地方的農村實現了全覆蓋。

　　對於假藥的氾濫，筆者詢問了一下在某縣城做食品藥品監管的公務員朋友。在他看來，這不過是農村市場的一瞥而已，也就是説，假藥氾濫不過是農村市場亂象的一個縮影。有記者在某省走了幾個農村市場，“大開眼界”，各種各樣的山寨、假冒商品應有盡有，大到摩托車、電視機，小到油鹽醬醋。“蒙牛”變“豪牛”，“白貓”變“日貓”，“茅臺”變“茅合”，“康師傅”變“康帥博”，“營養快線”變成了“營養專線”。批發商對此更是坦言：“進什麼貨要看小賣部開在哪，城裏有城裏的貨，農村有農村的貨”。

　　的確，相對於城市收入者，農民對價格更加敏感，也就決定了他們很難消費和城市裏一樣的東西，但這並不代表農村市場就要被假冒偽劣商品所充斥。

　　農村市場的監管難題一部分是由於城鄉二元體制所導致的。在實際工作中，農村除了能有個片警、村委會外，像食品藥品監管等領域幾乎是處於真空狀態。目前，工商、質檢等執法部門的主要服務對象還是以城市為主，要想解決農村市場的監管問題，必須依靠上層的結構性調整，加大對農村的監管投入。如果沒有常態的監管，農村市場的亂象恐怕難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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