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爾濱市道外公安分局偵破兩起特大假藥案件，涉案金額1300多萬元。記者從兩起案件的銷售明細表上看到，假藥案涉及藥店大多在城鄉接合部和農村。假藥販子利用在配貨站購買的幾毛錢一條的藥店信息，將百餘種假藥推銷到黑、吉、遼、內蒙古四個省區至少3000家藥店，牟取暴利。據分析，這些地區缺醫少藥，用藥者中很多是農民，對假藥的防範、識別能力不強。(12月30日新華網)

　　百餘種假藥氾濫，農村和城鄉結合部成為了假冒偽劣的集散地，不否認其中原因和農民朋友收入低、鑒別能力差有一定的關係，但當假藥充斥3000多家藥店時，就不是農民朋友的鑒別問題了，為什麼？農村藥店本來就少，3000家藥店是什麼概念？我想等同於假藥做到了這幾個地方的農村藥店的全覆蓋，這個時候，一者沒有比較，沒有真何談假？二者，農民朋友在此時根本沒有了選擇權，全部都是假的，購買真貨需要碰運氣時，你説農民能怎麼辦？

　　對於假藥的氾濫，我特地詢問了一下在四川某縣城做食品藥品監管的一位公務員朋友。在他看來，這不過是農村市場的一瞥而已，這也就是説，假藥氾濫不過是農村市場亂象的一個縮影，有記者在河南省走了幾個農村市場，記者“大開眼界”，各種各樣的山寨、假冒商品應有盡有，大到摩托車、電視機，小到油鹽醬醋。“蒙牛”變“豪牛”，“白貓”變“日貓”，“茅臺”變“茅合”，“康師傅”變“康帥博”，“營養快線”變成了“營養專線”。山東媒體的報道也是如此，每塊1元的名牌巧克力、脹袋漏水的果凍、霉變的辣條這些禁止銷售的假劣食品，雖已在城市難覓蹤跡，卻在農村沉渣泛起。批發商對此更是坦言：“進什麼貨要看小賣部開在哪，城裏有城裏的貨，農村有農村的貨”。

　　的確，相對於城市收入者，農民朋友對價格更加敏感，也就決定了他們很難買得起和城市裏一樣的東西，但這並不代表，物美價廉的東西就不存在。我想食品和藥品的城鄉二元化源自監管的城鄉二元，而想解決假藥問題，就要求必須健全農村市場的食品藥品監管。對此，我四川的這位質檢朋友説，實在監管不過來，解決問題只能靠統一配送。但顯然這個解決方法與咱們剛剛談過的農民的價格敏感難以協調。

　　可以説，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不僅體現在公民福利等方面，在公共服務上同樣如此。目前，工商、質檢等執法部門的主要服務對象無不是以城市為主，而上面的考核也是以城市為主，這也就是説明，要想解決假藥等的氾濫，必須依靠上層的結構性調整，加大對農村的監管投入，實際上，以我們的經驗來説，農村除了能有個片警、村委會外，像食品藥品等監管部門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處於無人管的狀態。而農村市場的打假也基本停留在運動式、假節日式，沒有常態的監管，農村市場藥品亂象永遠難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