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農村工作會議27日起在北京舉行。溫家寶指出，推進集體土地徵收制度改革，關鍵在於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産權，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産生的增值收益。（12月28日新華社）

　　在我國，土地收益分配的矛盾集結點主要是農地轉非的增值歸屬。目前，理論界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增值歸農”論，認為土地增值應歸原土地所有者所有；二是“增值歸公”論，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説，“地價高漲，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所高漲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三是“公私兼顧”論，即“充分補償，剩餘歸公，支持全國”。

　　農地轉非的土地增值收益應歸誰所有？在我看來，這應該基於土地的價值貢獻來分析。在農地轉非過程中，主要存在三方主體：政府、公眾和農民。政府貢獻的是管理權、規劃權和徵收權，而公眾貢獻的則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外部收益，而農民貢獻的則是農地的承包經營權、社會保障權和農地發展權。因此，第三種觀點似乎更加合理些，即地價上漲是地租未來資本化的反映，理應由政府、公眾和農民共同分享之。

　　現在的問題是，政府部門利益驅動和強勢地位，不但令公眾難以從土地增值中獲得收益，農民也一再成為輸家。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人們除了有利己的偏好外，還有“公平互惠”的動機，而這種動機是維持社會生態平衡的基本單元。

　　更重要的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公也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絆腳石。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説，“土地增值不能完全歸農民，但是也不能完全歸城裏人，得找一個合適的比例分享、共贏。”不恰當的制度會導致無效率的産權，進一步阻礙經濟發展，而制度合理性則有賴於社會廣泛的“公平理性”。只有當利益主體相信這個制度是公平時，産權規則的行使才能更有效。顯然，這一分享體制的核心正是公平、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