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農村工作會議27日起在北京舉行。溫家寶指出，“不能再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産權利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條件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新華社12月28日)

　　現代經濟學奠基人馬歇爾説，“使用地球上的一定面積，是人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之初步條件。”土地在人類社會中的極端重要性，使得土地分配成為每個國家經濟生活的中心。在中國歷史上，土地收益配置的不公就一直是農民起義、王朝興衰的觸發點。

　　在我國，土地收益分配的矛盾集結點主要是農地轉非的增值歸屬。目前，理論界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增值歸農”論，認為土地增值應歸原土地所有者所有；第二種觀點“增值歸公”論，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説的，“地價高漲，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勞動，還是由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後，所高漲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第三種觀點是“公私兼顧”論，即“充分補償，剩餘歸公，支持全國”。

　　農地轉非的土地增值收益應該歸誰所有？在我們看來，這應該基於土地的價值貢獻來分析。在農地轉非過程中，主要存在三方主體，一是政府，二是公眾，三是農民。政府貢獻的是管理權、規劃權和徵收權，而公眾貢獻的則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外部收益，比如孫中山眼中的“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而農民貢獻的則是農地的承包經營權、社會保障權和農地發展權。因此，第三種觀點似乎更加合理一些，即地價的上漲是地租未來資本化的反映，理應由政府、公眾和農民共同分享之。

　　現在的問題是，政府部門利益驅動和強勢地位，不但令公眾難以從土地增值中獲得收益(比如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並沒有被真正“用之於民”)，農民也一再成為輸家。在農地轉非中，農民面臨生活方式被打亂、原有財産被強行置換的困境，如果賠償也不徹底，無異於“二次被害”。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人們除了有利己的偏好外，還有“公平互惠”的動機，而且，這種動機是維持社會生態平衡的基本單元。行為經濟學家科林 卡梅拉就認為，一旦經濟行為産生的公平心理極限被突破，就會導致極有破壞性的風險情緒。當下，由土地增值分配所導致的不公正、焦慮和恐懼正在醞釀和累積，如果這種情緒得不到有效的矯正和釋放，就會成為一顆不定時的炸彈，隨時被點燃。

　　更重要的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公也會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絆腳石。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説，徵地改革是中國經濟的下一個增長極，“正確的方案就是要放到一個分享體制上來，土地增值不能完全歸農民，但是也不能完全歸城裏人，得找一個合適的比例分享、共贏。”不恰當的制度會導致無效率的産權，進一步阻礙經濟發展，而制度合理性則有賴於社會廣泛的“公平理性”。只有當利益主體相信這個制度是公平的時候，産權規則的行使才能更有效。顯然，這一分享體制的核心正是公平、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