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城客

　　11月9日是上海代表團開放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十八大代表、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表示，要逐步實行財産公開制度。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備的、便於群眾監督的辦法，才是管好自己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最有效的途徑。對於是否會&&公開財産的問題，俞正聲表示，只要中央決定，自己很容易公開，“因為我沒有多少財産”。無獨有偶，同一天，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回答有關官員財産申報的問題時表示，廣東也在試點官員財産申報制度，我們會繼續探索（見11月11日《新京報》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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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黨的十八大上，官員財産公開成為輿論關注的一大焦點，而面對輿論關切，無論是俞正聲還是汪洋都未回避。從兩位高官的表態可以看出，上海、廣東都已試點官員財産申報制度，並將逐步實行財産公開制度。猶記得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就曾表示：“對財産公示，你們知道我的態度。我現在告訴大家，第一，我已經按照中央現有的規定，如實填報我自己的有關情況；第二，如果將來需要向全社會公佈財産的話，只要有這個制度設計，我會率先公佈我所有財産。”很顯然，高官對財産公開越來越脫敏，也敢於公開財産。這次上海、廣東等地集中談及官員財産公開，再次説明了官員直面輿論呼聲的自覺，也凸顯出官員財産公開的必要和重要。

　　目前，我國已經實行了官員財産申報制。不過，由於申報只是一種內部彙報，不少時候缺乏有效核實，以至於一些官員申報財産時往往流於形式。比如日前落馬的廣東“房叔”蔡彬，房産多達22處，在其落馬前，也曾向組織申報過財産，但顯然弄虛作假；正在服刑的“三玩市長”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長雷淵利曾坦白，“財産申報等重大事項報告制度，我從來沒有執行過。紀委每年春節後登記收受紅包禮金情況，我只是象徵性地登記一點。為了掩飾自己的受賄，每年過大小節，我都會向紀委交一些小小的紅包禮金。”

　　眾所週知，官員財産公開被稱為“陽光法案”，是舉世公認的反腐利器。不實行官員財産公開制度，就會有更多的“房叔”潛伏，甚至神不知鬼不覺地將財産轉移到國外；不實行官員財産公開制度，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就無法很好地實現；不實行官員財産公開制度，腐敗就很難有效遏制。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官員公開財産是義務，如果財産合法，沒什麼不敢公開的。日前，湖南省常德市漢壽縣政法委副書記張天成在微博上，將自己和家人的財産一一公示，並表示，“我覺得這個沒有敢不敢的問題，公佈財産並不是很難的事情”，“問題在於財産的來源合法與否，如果都是合法的，有什麼公佈不得的呢？”

　　而俞正聲則表示，只要中央決定，公開財産很容易。他還曾表示，“我的財産早就申報了。這次，中央是擴大申報範圍，要求申報住房、配偶子女工作等情況。我們按照規定每年如實申報。如果可能的話，你可以去中紀委查查。”這是一種坦然。越來越多的官員願意公開財産，這是好事，直面民意勝過閃爍其詞，公開財産勝過默不作聲。

　　溫家寶總理把官員財産公開定義為，“這是對幹部手中權力的一個最重要的監督”。“最重要監督”的表述，意在強調在對官員的所有監督中，官員財産公開的地位和價值無可替代。期待直面財産公開的官員越來越多，期待試點官員財産公開的地方越來越多，更期待官員財産公開形成制度，並上升為法律，成為對所有官員的一項硬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