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十八大代表|歌唱藝術家關牧村
有人這樣評價過關牧村，説她德藝雙馨，是歌唱家、是勞模，更是好人。[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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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週刊 2012年11月12日 02:35
“我們不缺少墻上的文明、博物館的文明和文明遺産，我們其實真正缺少的是化入民生的一種文化權利和生活方式。”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張璐晶| 十八大現場報道
從醒來到入睡，于丹每天的日程被精確到了分鐘。她的隨身包裏總是帶著一個手機充電器，她笑著解釋説：“太忙了，我能做的就是讓自己的人生不斷電、不黑屏、時刻做好準備。”
于丹將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視為知識分子的使命和擔當之一。她正在做的工作是讓文化能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裏起到一些作用。
對於十八大召開後文化領域應有哪些改變，作為十八大代表的于丹坦言，“改變富而不貴”、“如何使文化權利平民化”等問題都是她關注的方向。
“富而不貴” 的我們
對於文化建設，于丹最關注兩方面的內容：一個是文化制度的健全，特別是給多元文化生存發展的空間。二是文化權利的平民化，文化教育權利的實現，特別是平民能夠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分享傳統文化。
于丹表示，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但並不是一個文化強國，大國可以是一種規模，但是強國是一種實力。我們的文化資源雖然多，但是它還存在著一些文而不化的現象。
“《易經》有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説的就是要觀察了解世間百態，用一種價值觀、思想理念去治理天下，這就叫文而化之。我認為，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中，很多事情站在了起點上，但做得都還不夠到位。”于丹説，比如，社會的富貴階層出現了嗎?“我認為是富而不貴”，財富在數字上體現出來了，但是生命的尊貴，包括人們的悲憫之心和公民應有的擔當，以及對於弱勢群體權利的保護等，是缺乏的。
“我們不缺少墻上的文明、博物館的文明和文明遺産，我們其實真正缺少的是化入民生的一種文化權利和生活方式。”于丹説。
用文化解決現代都市病
近些年在海外講學過程中，于丹到過許多國家，她説，無論身處巴黎、紐約、東京還是上海，在街頭吃到的東西，各種餐食都是大同小異的。“人們飲食的口味越來越能夠趨同交流的時候，文化的口味也會越來越接近，你會發現，相比于村落，都市的相似性很高，所以，都市越來越有一種失落感，都市不再有原鄉人，都市人是沒有故鄉的。”
“越是鄉村，越是不可替代的原生態;中國東北森林裏的獵戶跟雲南水邊的人家，那是天壤之別。可是都市呢?越是現代文明，就越是批量複製的都市，”于丹説，“所以，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就是都市病，要用各國的文化和哲學去解決中國的都市病。”中國的農耕文明在都市化進程中可以對中國人的思維産生作用。
“我們可以從中國的農耕文明中找到很多安頓的。中國人在土地上放下自己的種子、自己的子孫、自己的希望，中國人的這一套土地體系很重要，它讓我們有歸屬感，讓我們知道生活的秩序在哪?”
如何讓習慣於農耕文明的中華民族在都市化進程中不斬斷文明根脈?于丹表示，並不是簡單地恢復廟會、唱戲，還要文而化之，讓文明跟每一個人的生活挂起鉤來，比如喝茶、下棋、讀聖賢的經典，讓人們在都市化進程中回到農耕文明的節奏，能夠在心裏找到一份安詳。
“中國不是下一輪的話語中心”
迄今為止于丹的《<論語>心得》已經被翻譯成了36國語言，在全世界50多個國家地區有售，于丹所到之處的講座幾乎場場爆滿。
“我認為，現在的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一方面抱有強烈的好奇，一方面抱有強烈的成見。”于丹認為，怎麼樣沿著西方受眾的好奇心去消除成見，需要中國人更心平氣和地與之交流，而不是武力的征服或是強烈的文化説服。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歷史，不用著急去證明自己，用自己的文化去包容、去建設才是最好的態度。
“我不認為中國是下一輪的話語中心，我認為世界正走向一個多極文化的時代，我們能夠作為一種有機的因素，在世界文明中去生成一個蓬勃的新生態，這就已經很好了。”于丹説。
在海外講學時對於那些帶有偏見或是棘手的問題，于丹從不會用“不知道、不清楚”來搪塞，相反她會心平氣和地從對方的角度出發，或是用東西方文化特質中的對比來回答對方的問題。于丹認為，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失去自己的從容和典雅，被人家問急了，就算是劍拔弩張地把人家制服了，其實也是輸了。
中國作家的“硬權益”和“軟系統”
前不久，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讓一直被認為是“缺少經典”的當代文學界為之振奮。
對於莫言的獲獎，于丹覺得，這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向國際的一大步，開始跟國際接軌了，但如果就此認為我們的當代文學在世界獲得了認同還為時過早。“更貼切的説法是，我們已經站在了規則的格局之內。”于丹説。
“現在最重要的是在規則上與國際接軌，給予作家更多的保護和鼓勵，能夠用好的機制培養更多的人才是當務之急。”于丹説。
于丹認為，中國對作家的保護應該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硬權益”的保護，就是在版權的維護上。第二個方面在“軟系統”上，就是要鼓勵文化意識的多元化。實際上莫言的很多題材，之所以受到國際好評，就是因為他從人性、從社會變遷入手反映了中國大地的變化。
無論是莫言還是于丹，他們的暢銷書都長期遭受著網絡侵權和盜版書的困擾。于丹表示，自己的《<論語>心得》正版賣了600多萬冊，盜版書居然達到2000萬之多。
雖然身份很多，于丹説，老師是她最鍾愛的身份，因為文化和教育是分不開的，文化是一種涵養，而教育是一種傳承。于丹的理想是希望自己作為一個動詞文化的過程，就是去做文而化之的工作，“我估計這個夠我做一輩子。”于丹説。
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首都文化創新與文化傳播工程研究院院長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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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日報》的評論説，習近平與李克強、張德江、王岐山等人一樣，知青經歷造就了他們的平民情懷，這種政治素養深刻影響著他們的執政方式和政策導向;伴隨著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又使他們具備了開闊的世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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