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是因為蔣介石在1927年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産黨人。
而當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中國的時候,中國共産黨人卻以民族大義為重,不計前嫌,與國民黨展開第二次合作,共同抵禦日寇的侵略,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産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內容。
1935年12月17日,瓦窯堡會議召開,中國共産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力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全面侵華。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全面抗戰路線。
1937年9月,國民黨公佈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國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民黨政府對日實行“不抵抗”政策,東三省110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拱手讓人,而對中國共産黨,蔣介石的政策卻是“攘外必先安內”。“九一八事變”爆發的時候,蔣介石正親任總司令,率30萬國民黨軍在江西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
從1930年到1933年不到三年的時間裏,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了五次“圍剿”,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字幕:一到五次反圍剿的時間和國民黨軍隊投入的兵力)。特別是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竟然調動了100萬兵力,時間長達一年。由於王明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沒能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被迫撤出根據地,開始長征。而國民黨一路圍追堵截,到1934年湘江戰役之後,出發時的8萬餘中央紅軍僅剩下3萬餘人。
國民黨在對紅軍圍追堵截的同時,卻在1935年6月,與侵華日軍達成了所謂的《何梅協定》。按協議,中國軍隊從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內的國民黨部,日本帝國主義實際取得了對華北的控制權。隨後日軍又策動所謂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多地出現漢奸政府,脫離了中國政府的管轄。
國難當頭,以民族大義為重的中國共産黨1935年10月1號在巴黎《救國報》發表宣言:“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字幕:《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1935年12月9日,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 “一二•九運動”在北平爆發,此時,數千名北平的大中學生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5年12月17日,剛剛來到陜北兩個月的紅軍,在子長縣瓦窯堡召開會議(字幕:瓦窯堡會議舊址)。在毛澤東的主持下,會議決定發動、團結和組織全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而此時,蔣介石卻仍不肯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1936年12月10日,蔣介石,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
1936年12月12日,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留了蔣介石。
“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份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字幕:現存于中央檔案館)這是西安事變爆發當天,張學良發給毛澤東的電文。
事變爆發後,對於如何處置蔣介石,國內外主要政治力量從各自利益出發,做出了不同的反應。在民族危亡關頭,共産黨人不計前嫌,以大局為重,力促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共産黨的方針政策也從“逼蔣抗日”轉向了“聯蔣抗日”。在中國共産黨的努力推動下,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佈《中國共産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産黨宣言的談話》,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畫面中這些戰士,就是由原西北紅軍改編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不久前,他們剛把軍帽上的紅五星換成國民黨帽徽。
換帽徽的時候,許多戰士想不通,不願意換。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這樣給大家做思想工作:我們取下紅星,不是要丟掉它。這裡有烈士的鮮血和我們的理想;要往遠處看,為了抗日救國,可以把紅星存起來,把它放在心坎裏。
從1937年8月下旬到9月底,完成改編的八路軍走出陜北,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在正面和敵後兩個戰場上共同抗擊侵略者,中國共産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在鬥爭中逐漸成長為決定中國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