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本身不會有陷阱，所謂陷阱是因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各種矛盾的集中爆發。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會不會面臨這樣的陷阱呢？

　　我國正面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後，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於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衝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這些年來，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沒有實質性變化。此外，勞動力市場的劉易斯拐點臨近，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已經打破，傳統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只有建立人力資源的新優勢，才能抵消人口紅利消失的負面影響，以維持原有的經濟增長速度。但限于現有分配格局，多數低收入勞動者並沒有條件提高人力資本投資。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改善，我國仍處於國際産業鏈的低端，再加上後危機時代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以及國內的産能過剩，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為13億的人口大國，我國的就業問題始終處於各類社會問題的首位。這兩年在反危機政策的刺激下，就業問題得到暫時緩解。但也應該看到，隨著經濟增長進入常態，再加上産業結構調整，相當多的就業是不穩固的，勞資矛盾也未得到有效緩解，群體性事件仍呈增多的趨勢，2010年還出現了如富士康員工跳樓自殺的新問題。未來5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將超過50％。從國際經驗看，這一時期城市化將呈現加速發展勢頭，但如果城鄉關係處理不好，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也將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高發期。

　　我國發展面臨的兩種前景

　　總的來看，在上述風險不斷逼近的背景下，我們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和充分的準備。客觀地講，我國發展前景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為此，處於十字路口的我們必須做好選擇。

　　好的前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抓住機遇，做好選擇，在改革導向上實現民富優先，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有重大突破，那麼中長期內經濟增長就完全有可能保持7％-8％的中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社會壓力得到有效釋放，經濟社會進入良性發展階段，由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壞的前景：開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矛盾併發

　　如果選擇不好，喪失機遇，恐怕很難繞開“中等收入陷阱”。未來5-10年，如果在發展理念上仍堅持經濟總量導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遲遲沒有大的突破，就有可能出現增長速度急劇下滑、社會風險明顯加大的災難性後果。綜合各方面情況考慮，我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遠慮大於近憂，未雨綢繆尤為重要。

　　由於多種因素，“十二五”時期我國仍有可能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且正處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重要階段，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諸多條件。問題在於，風險因素也有增加的趨勢。在這個背景下，經濟增長陷入低迷的可能性並不能排除。“十二五”時期的轉型與改革必須直面“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重在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

　　儘管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有很大的差別，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未能有效解決多數人分享財富的問題，而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也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較好地解決了多數人分享財富的問題。日本與韓國等進入高收入國家，基尼系數為0.3左右，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遠低於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

　　二戰後，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後，在對待分配問題上的主流理念是“先增長後分配”，認為靠經濟增長最終可以解決分配公平問題。其理論基礎是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公平存在所謂的“庫茲涅茨曲線”：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會出現收入不平等，但最終會出現一個拐點，在這個拐點後，收入不平等會自然而然地減小。這就形成了一種發展理念：只要促進經濟的高增長就行了，不必過多關注，甚至不必去理會高增長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但拉美的現實情況則是，收入分配差距不僅沒有改觀，反而拖累了經濟增長，並陷入惡性循環。

　　分配上出了問題，尤其是兩極分化的格局一旦形成，其改變並非想象得那麼簡單。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拉美國家的決策者其實也意識到了分配問題的重要性，也想儘快解決這些問題。但三十多年之後，迄今為止並沒有真正解決好這個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政局動蕩、國際金融危機的不確定性因素加大的情況下，儘管拉美國家也在不遺餘力地調整政策，但要想從“中等收入陷阱”中走出來，仍然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