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國際經濟學中H—O定理的分析框架，從歷史事實和歷史數據出發，研究全球化對一國之內不同階層以及不同國家之間收入分配的影響，是重要的研究領域。因為歷史可以提供很多現實所不具備的特殊情境，即可以提供很多的自然實驗。這方面的研究，國外以哈佛大學的Jeffrey Williamson為代表。

　　在某種程度上，近代中國從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轉為一個開放的國家，這種特殊的經歷對於研究全球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非常重要。

　　顏色利用近代中國海關統計資料中名義工資記錄的原始數據，按照不同的生活費用指數進行調整，得到非熟練以及熟練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研究了中國近代由封閉走向開放並開始工業化對實際工資變動和收入不平等産生的影響。他的研究發現，從1858年到1920年，我國非熟練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處於停滯狀態，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顯著提高，但從1920年後又出現了下降趨勢。對於這些現象，他的解釋是中國有大量的非熟練工人儲備，供給超過需求。同時，1858年到1920年，我國的技術進步較快，産生了更高的技能溢價，因而擴大了對熟練工人的需求。1920年後，對熟練工人需求的擴大推動了教育水平的上升，教育的進步又增加了熟練工人的供給，導致其工資下降。因此，這一時期熟練工人實際工資變化的背後，反映了當時技術進步和教育水平提高兩種不同力量的競賽。

　　同時，顏色進一步研究了近代中國，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貿易量迅速上升時期全球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隨著對全球貿易的開放，在20世紀的前30年，中國的出口取得了迅速增長。利用産業水平貿易品中的要素密集度的數據，他的研究顯示出這30年中，中國的進口品中的技術密集度上升，而出口品中的技術密集度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一個外生的衝擊，顯著提高了中國出口品的價格，增加了生産這些産品的非熟練工人的需求，這一趨勢即使到戰爭結束仍然在延續。此外，這一時期出口價格上升的時間與觀察到的技能溢價下降的時間是同步的，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勞動力工資的比例變化在1910年代變得更加平緩，在1920年代則下降了8%。由於中國是一個勞動力充裕而資本稀缺的國家，必然進口資本密集型産品、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産品，因此，顏色的研究結論顯示出，中國近代的貿易模式與新古典貿易理論預期的方向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