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記者王姝)改革開放30年，我國已從國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進入到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國家行列。昨日，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表示，目前，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最大難點在於，“不公平、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拒絕分配關係的調整和重組”。

　　CPI收入聯動存局限

　　如何解決分配不均衡？CPI與收入聯動。此前，不少專家提出，認為這是目前較為可行的措施。但據蘇海南介紹，該舉措理論上難以立得住，實踐中也未得到良好的認證，“假如CPI上漲幅度為6%，如果收入與物價直接挂鉤，那麼全社會成員的收入，都要增長6%。其中，月收入幾萬、幾十萬者和月收入一千、幾千者受物價變動影響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如果分別都增長6%，既無必要也不合理，必然會形成新的收入分配問題，形成新的不公平”。

　　資源配置改革是良藥

　　蘇海南認為，目前，解決分配不公的最直接有效的良藥，還在於分配製度改革、資源配置制度改革，“比如由於煤礦資源分配不合理，一些煤老闆獲暴利。分配製度改革、資源配置制度改革，就是既要解決造成分配不公的直接原因，又要從根本上消除形成分配不公的經濟社會體制的某些弊端”。

　　工資集體協商難建立

　　“很重要且切實可行的辦法是工資集體協商”，蘇海南説，工資集體協商雖然已推行若干年，但成效不大，“主要是非公企業職工不敢談，不會談。勞動力市場上資強勞弱。因此，制約著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普遍建立”。他建議，“對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可採取工人協商代表外部化的做法，由外部人員代理勞動者協商，他們的飯碗不在企業老闆手裏，自然有了議價的膽量。同時，政府也應考慮改善中小企業經營環境，進一步減輕其稅負”。

　　解決分配問題涉及反腐

　　此前有學者測算，指出前年我國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隱形收入的總量達9萬億元，嚴重影響社會分配。“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對社會分配的影響，不光要看其量的大小，更要看到其對社會分配秩序的影響和群眾思想狀況的傷害。解決分配不公問題，某些方面也是反腐問題”，蘇海南説。

　　- 市民聲音

　　“壟斷行業不該拿高薪”

　　在大望路一家傳媒集團工作的劉亮月收入7000元，但覺得自己是“貧民”，“想買房，賺這點錢太少了。”他説，很羨慕年薪百萬的高薪階層，“如果靠真本事，比如做研發、搞IT，能理解。可是，那些壟斷行業憑啥拿高薪？”

　　“上半年調整個稅起徵點時，有種説法是，調高個稅起徵點為了分配公平”，他不認同這種觀點，“社會分配公平首先應打破壟斷行業高收入。再就是整頓‘工資不用動’的人，斷掉他們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 北京舉措

　　擬設價格調節基金保障收入

　　北京市委近日消息，《關於促進我市居民收入增長的意見》已獲市委常委會通過，北京將逐步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價格變動相適應的居民收入增長機制。該《意見》近期將公佈。

　　此外，今年全年居民收入實際增長鬚達7%。但受物價等影響，上半年該數據未達標。對此，市政府研究建立價格調節基金，多渠道確保必需品價格穩定，保障居民收入。本報記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