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 石敬薇

　　去年中宣部大型政論片《七個怎麼看》由我臺財經頻道製作完成，我負責其中一集《怎麼看分配不公》。而今年《從怎麼看到怎麼辦》，我延續去年的創作，完成了《怎麼解決分配不公》這一集。作為導演，在兩年的時間裏，連續關注這個民生話題，我的感慨頗多。

　　分配不公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日積月累，逐漸成為一大難題，“不公”讓民眾的內心産生很大的不平衡感。去年做節目的時候，大家紛紛指出這個問題的存在，以及不解決這個問題將造成的危害。但到底應該怎樣解決，有方向，但行動很少。而今年，我發現，解決這個百姓關心的問題，行動已經開始，從“怎麼看”開始進入到“怎麼辦”。一個大背景是在這次節目開篇，我們就特別提到的，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獨立成章地寫進了“十二五”規劃。在4月1日的《新聞聯播》中，在這條新聞格外引起人們的關注。這意味著，在“十二五”期間，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百姓最關心的收入提高問題，第一次以一個國家發展規劃的文件形式確立下來。

　　順著這個思路，我特別注意到，實際上，很多地方政府已經認識相關問題，像在我們的採訪中，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談到很多地方GDP的增長速度很快，但是人均收入卻沒能實現同步增長，他就把這種現象比喻為“只長骨頭不長肉”。而在年初各地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很多地方就調低了經濟增長目標，提高了居民收入增長目標，比如北京，一降一升，兩者同步在8%。而就在8月8日的報道中，我特別注意到，半年過去了，在公佈的上半年全國各地區GDP增速排行中，北京以8%排名倒數第一，低於全國9.4%的平均水平。這個倒數第一，實現了北京年初制定的目標，放緩了經濟增長的步伐。當然是不是居民收入也獲得增長，我們還拭目以待，但畢竟有了行動。

　　再有，在去年的節目中，我們特別請到了南京市一位工資協商指導員，談到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確立和工作的推進問題。而在去年年底，我去無錫製作一期日常節目，發現那裏正在制定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這個發現讓我很振奮。因為他們給這個制度立了法，這可是一大推進。去年他們的工作還在進行中，我就一直關注，在今年確定做“怎麼辦”時，我就把這件事作為典型之舉，列入拍攝計劃中。而恰恰在我今年三月拍攝時，條例正式獲批，開始實施。這個典型案例，使我真正感受到了從“怎麼看”到“怎麼辦”，問題真的開始在解決的過程中。

　　今年的創作同去年一樣，歷時半年。而感受不同的是，因為今年有措施，很多問題的推進都在動態發展中，比如三月的一個意向，到五月推動時就有了變化，而再進入七月真正實施時，又有了不同。所以節目總是跟著變化在改動。最明顯的是兩件事。比如，今年上半年，很多省區都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而標準定的最高的地區，廣州、深圳、上海等地，輪流當“老大”，讓我的片子總不能定版。而上調的地區數量也在不斷增加。直至播出前，才有了最準確的數字。而同樣，今年的一個解決分配不公的大動作，是個稅免徵額標準的調整。最初的意向，是將個稅工薪所得扣除標準提高到3000元，我以4500元為例，做了一個圖，算了一筆賬，每月可少繳175元。這個方案進行了全民大討論，我就一直在密切關注。最後通過的方案是個稅免徵額調整至3500元，稅率也進行了調整。肯定的，我的圖又要重做了，重新算筆賬，新的方案可使納稅人每月少繳220元。儘管工作總是沒有節點，但這樣的辛苦我願意，因為這意味著，分配不公問題真的是在解決中，種種變化，我以一個節目創作者的身份切身感受到了。

　　節目從春節前開始策劃，拍攝時三月的內蒙還下著大雪，到播出時，八月的北京已是“秋老虎”當道。而節目涉及的地區，從東北的黑土地，到內蒙的蒙古包，從溫軟的無錫，到火辣的重慶，天南地北，百姓都在渴盼分配問題的解決。而採訪對象，有政協委員，在兩會上他們呼籲壟斷企業高收入要控制，也有生活困難的普通百姓，政府的保障工作，對他們來説就是依靠。兩年的採訪和製作，我跑了不少地方，也和一些真正關心這個問題的有識之士進行過交流，我更認真學習、體會著一個個中央的精神和政府的決策，我感受到了變化，更看到了希望。儘管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它在解決了，就讓人內心充滿欣喜和振奮。這兩年大家都在提“幸福”兩個字，而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幸福感。真切地希望這個問題得到很好地解決，我也以幸福的名義，銘記我的兩次創作——從“怎麼看”到“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