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的深層原因

　　歐債危機的實質，是在開放的金融市場中，歐元區政治分裂、成員國經濟發展失衡以及制度缺陷等矛盾，在應對次貸危機及國際資本的過程中，以主權債務危機形式的集中爆發。美國次貸危機加速了歐債危機的爆發，加之全球三大評級機構的推波助瀾以及大型對衝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放大作用，造成危機向深度發展。

　　從理論的角度看，美國次貸危機以及歐債危機，檢驗了“有效市場理論”和“理性預期理論”等西方傳統經濟學理論，看不見的手，其實是無效的。也就是説，市場從來就不同時存在理論上的那些假設條件，相反市場始終都是在一種不完美的、現實的狀態下存在併發展的；放任市場自由發展的結果就是次貸危機的爆發，全球財富的不公平分配。歐元的出現以及強勢存在，只是整個歐盟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個起點，而非一個目的，從這個角度來説，歐債危機是歐元區無法逃避的一個結。

　　按照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歐元區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存在諸多不足。如：成員國經濟結構及政府的管理能力差異較大；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政治上相互融合存在障礙；歐元區內生産要素資源不能實現良好的跨國流動等。因此，在一個開放的、全球一體化的金融市場中，歐元區固有的這些客觀因素，阻礙了歐盟一體化進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本地區債務危機過程中，無情地暴露出存在於歐元區內的各種矛盾和缺陷。

　　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歐元區政治經濟特點

　　歐元區各國經濟結構差異較大。其中，希臘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主要支柱産業；意大利是以出口加工製造業和房地産業拉動經濟；西班牙和愛爾蘭依靠房地産和建築業投資拉動經濟，經濟泡沫嚴重；葡萄牙工業基礎薄弱，主要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發展。相反，出口導向型的德國以汽車、機械為核心支柱産業；法國為內需型經濟，具有穩固的金融體系以及政府的快速應對能力，國內以房地産業、汽車、鋼鐵等作為支柱産業。而且各國政府對經濟管理能力的差異巨大。以希臘、葡萄牙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在工資、社會福利、失業救濟等支出政策方面失衡，透支了國家的未來；相反，施羅德未雨綢繆，在其執政時期力排眾議，削減了20%的福利規模，從而避免了德國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

　　隨著歐洲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歐元區人口占比的峰值已經上移至40歲以上，人力資源由於受到各國風俗及社會制度等因素影響，流動性不強；而且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製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卻不能及時調整産業結構；相反資本的流動性卻很強，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歐元區經濟的兩極分化。

　　宏觀經濟協調和政治上相互融合存在較多困難。根據歐元區的制度設計，各成員國沒有貨幣發行權，也不具備獨立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負責整個區域的貨幣發行與貨幣政策實施。這種安排雖然促進了區域內外的貿易發展，但在危機來臨時，陷入困境的國家可選擇的工具有限，只能通過緊縮財政、提高稅收等辦法增加償債資金來源。同時，政治協商成本高，效率低。在如何共同救助陷於債務泥潭的希臘等國家的問題上，法、德等國在救援上的分歧令救援喪失了許多寶貴時間；德國曾是促進歐洲經濟一體化的主要推動力，但當今的德國擔心的是通貨膨脹而不是衰退，更重要的，它不想為歐洲其他國家掏腰包。

　　總體看來，“歐豬五國”屬於歐元區中相對落後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旅遊、房地産和服務業等，這些産業缺乏核心競爭力，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危機面前異常脆弱。但歐債危機暴露出來的福利制度、債務危機、赤字政策等諸多問題，可以説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在整個歐元區經濟發展中，其出現存在著更深層次的內外部根源。

　　歐債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縱觀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以及此次歐債危機，都有一個大致相同的步驟：一是債務國都存在經濟結構失衡、政府腐敗、效率低下等內部問題；二是外部資本介入較深，一國經濟依靠外部資本程度較高，包括短期或長期資本；三是都有一個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且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越來越高的過程中，監管不足；四是都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累積過程，即吹泡沫的過程；五是都要經歷本地區或本國貨幣急速貶值；六是最終導致金融市場混亂，資本市場暴跌，金融機構倒閉，企業破産等，最終金融危機爆發。下面從幾方面來談一下歐債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1。“華盛頓共識”的可怕性。上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金融市場全球化，是一個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發起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運動。“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是一整套針對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允許金融資本在世界範圍內自由移動，難以對其徵稅或監管，使其處於一種優越的地位。但是由此産生的全球金融體系從根本上不穩固，因為它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基礎上，即金融市場可以安全地依賴自身的機制來調節，即有效市場理論。但堅持減少管制、自由貿易以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結果，導致了房産、金融以及其它領域泡沫，增加了國民經濟成本和脆弱性，實際上是對窮人和中産階級財富的掠奪。而從墨西哥債務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再到歐債危機等，其中都活躍著“華盛頓共識”的身影。

　　2。國際投行在開放市場中的“嗜血”本性。在此次歐債危機中，需要提及的是國際投行高盛。希臘在加入歐盟之初，並沒有達到歐盟成員國的標準，但高盛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為其掩飾了一筆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從而使希臘在賬面上符合了歐元區成員國的標準。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包括德國，都在暗中使用這種方法。除此之外，高盛還將希臘的彩票業和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為抵押換取現金，即銀行債權證券化。高盛為上面的這些服務收取了高達3億歐元的佣金。同時，高盛向德國一銀行購買了20年期10億歐元CDS保險，通過對希臘的支付信譽發動攻擊，高盛將會因CDS價值翻番而大賺特賺。可以説高盛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買賣，無本萬利。

　　3。內部腐敗，危機國家政府不作為。(1)政府自我監管和約束不足。以希臘為例，廣泛存在的腐敗導致希臘經濟變得缺少效率和競爭力；政治家更多地為利益集團服務，而不是積極發展經濟、全力解決債務危機；龐大的公務員群體和剛性的工資增長，導致政府背上沉重的津貼和養老金負擔。希臘經濟過於依賴旅遊、船運、農業等少數幾個産業，對新技術和朝陽産業的投資水平較低，經濟發展存在諸多問題。希臘政府的不作為是導致希臘誤判並最終走上危機的最主要因素。

　　(2)政府對GDP數據的盲目樂觀。GDP只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活躍度，通過舉債以及金融泡沫帶來的樂觀的GDP數據，雖然能夠創造一個經濟良好的幻覺，但並不代表這個國家真正的財富水平以及核心生産力。以西班牙和愛爾蘭為例，全球金融危機前，以房地産業支撐的GDP數據多年來保持著持續高速增長；但次貸危機後，兩國的房地産泡沫迅速破裂，導致國內經濟形勢陡轉急下，銀行體系出現大量壞賬，而政府在救助銀行業的過程中，舉債與償債能力均出現問題，導致了債務危機爆發。

　　債務危機最後都是歸集到貨幣危機上來表現的，通過貨幣危機引發一系列金融及經濟危機。撥開層層迷霧來看，也許歐債危機醉翁之意不在酒，要救歐債危機不如説是要拯救歐元；準確地説，歐債危機更像是歐元與美元的一次角力。從歐元區的發展來看，也許歐債危機是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一個必然的插曲，危機之中仍存機遇，歐元區更應該借由這個機會，讓未來之路走得更堅實一些。

　　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的金融體系存在結構性問題，而且業務産品具有同質性。目前我國銀行業機構分政策性銀行、大型商業銀行、中小商業銀行、農村金融機構、郵政儲蓄銀行、外資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金融資産管理公司、信託公司、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等。在目前的框架下，大型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佔據了整個金融市場的半壁江山，截至2011年7月末，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貸款市場份額佔到全國的47.55%和42.46%；而中小銀行的存貸款市場份額分別為21.07%和26.24%。中國金融機構的主要服務對像是大中型企業，中小型企業融資相對較難，農村、農業和農民融資更難，像村鎮銀行及農村資金互助社等金融機構發展緩慢。

　　實體經濟代表了一國經濟的核心生産力，金融體系的結構和功能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是與本國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相適應的，而不是相反。英國的專業化銀行制度，德國的全能型銀行制度，都是根據各國的産業革命或工業化生産發展需要所誕生出來的。

　　下面是節選自新華社的一段報道：“浙江一家服飾公司董事長徐某某告訴記者，幾乎沒有不搞多元投資的：”別人炒房或放貸輕鬆進賬千萬，你做實業辛辛苦苦才賺人家零頭，這種刺激受不了。“寧波一家輪胎公司原來有800多個員工，現在僅剩400多人了。談起日益萎縮的家業，該公司董事長説：”融資難、用工貴、原料漲，讓人擔驚受怕。“統計數據顯示，去年溫州”百強企業“中，除兩家房地産公司和6家建築公司外，40多家製造業企業無一不涉足房地産開發，其中不乏知名製造企業。”

　　文章評論溫州現象的實質是實體經濟“空心化”。主要原因，一是對房地産和放高利貸暴利的渴求；二是做實業艱難，包括融資難，經濟環境艱難。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需要認真思考，年收益高達60%或以上的高利貸，究竟帶給中國實體經濟帶來了怎樣的殺傷力？

　　如果説中國的金融結構不完善，中小企業融資難，“影子銀行”的出現能夠成為我國金融體系一個必要的補充，倒也未嘗不可。但高利貸的大量涌現，卻與“影子銀行”有著本質不同，反應了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一個是社會上存在非實體暴利行業；二是存在大量貨幣游離于銀行體系之外。試問，當一個國家存在大量的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的追逐暴利的投機資金，還有誰願意去做實體？經濟轉型和發展從何談起？而且，在目前國內房地産泡沫明顯，同時外部經濟放緩漸成定局之際，中國不夠發達的金融體系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經受住經濟下行的考驗？

　　在歐美等國經濟發展相繼遇到困難之時，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在某種程度上與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相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以及政府在干預市場失靈方面取得的成就令西方社會矚目，中國的崛起展現了一個與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根本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但在機遇面前，更是考驗中華民族決斷和智慧的時刻，歐債之鑒尤在眼前，防微杜漸，以禦金融體制之殤，方能讓中國經濟走得更加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