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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成立民營銀行的戰役正在打響,眾多公司蜂擁而上。統計顯示,截至11月6日,大智慧軟體中涉及民營銀行概念的公司已經多達到115家,當中也包括部分上市公司為搭民營銀行概念股“順風車”而“申辦銀行”,其實並沒有實質性動作。[詳細]
“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與國有大銀行的授信缺口之間的矛盾,是民企進入銀行業的市場推手。”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本網記者採訪時説。
在這個矛盾最集中的2011年,央行持續加碼存款準備金率,緊縮貨幣信貸,使得中小企業融資變得越來越艱難,在浙江甚至出現了企業主“跑路潮”的現象。
而在實體經濟走低的同時,銀行業卻一直保持著高利潤增長。2013年上半年,16家上市銀行的凈利潤佔全部上市公司凈利潤總額的近56%,豐厚的利潤回報成為吸引民資的強大動力。
從去年十八大召開以來,金融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有關放鬆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的政策束縛也得到了高層的高度重視。
“民營銀行對本行業非常熟悉,特別在軟信息的獲取上,比國有銀行有優勢。”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涂永紅在接受本網記者採訪時説,民營銀行的定價機制會比國有銀行靈活,在資金的供求操作方面也相對簡便,加上其規模小,不像國有銀行管理層次複雜,線條很長,從而導致管理成本偏高。
在業內專家看來,信息不對稱是制約大型商業銀行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一大難題。中小微企業貸款數額小,國有銀行不願意貸款,因為沒有規模效益,經營成本較高。生根於民間的民營銀行卻擁有相當的信息優勢,對客戶知根知底,極易溝通,可以為其提供質優價廉的金融服務,從而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另外,民企辦銀行産權更為明晰。民營銀行股東具體,産權關係清晰,經營責任明確,這與民營中小企業有諸多相通之處。
民營銀行經營機制更為靈活。市場化程度高的民營銀行將具有較高的金融服務效率和市場靈敏度,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發展需要。在實務操作中,與大型商業銀行嚴格的資格審查以及審批程序相比,民營銀行經營靈活,決策鏈條短,服務方便快捷,能夠更好地適應中小企業生産經營的特點。
短板同樣存在
“民營銀行也有自身條件上的一些不足,比如營業網點少,受地域限制。特別是宏觀經濟出現波動時,抵禦風險的能力較弱。”涂永紅認為,民營銀行在科研的投入上不及國有銀行,如信息系統和交易軟體的開發等,在涉及外匯買賣等交易性強的業務時,在成本控制上處於劣勢,以及在蒐集大型公司的財務報表等信息時,民營銀行基本上靠業務員人工蒐集,從而提高了運營成本。
民營銀行吸收存款的能力也無法與國有銀行相比。現有的國有銀行經過多年運轉,已經積累了規模巨大且各自穩定的客戶群體,並形成自己的服務特色和業務規模。
“民營銀行要走出一條創新發展的路子,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客戶群進行定位,開發出適合自己特定客戶群的産品,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不能走大而全的路子。”涂永紅説,由於民營銀行必須自擔風險,進入門檻應相對高一些,開設初期對其業務範圍也應有所限制,並非行行都適合發起設立民營銀行。
那些具有一定規模的會員或客戶資源企業,如蘇寧、阿裏巴巴等,比較適合設立民營銀行;此外,已經成功運用大數據開展電子商務或互聯網金融的企業也適合開設民營銀行,如阿裏小貸、騰訊、蘇寧易購和京東等。
2010年5月,國家逐步允許非銀行金融機構設立村鎮銀行。“我們不能總是戴有色眼鏡來看民間資本辦銀行這個問題。中國加入WTO已經12個年頭了,回過頭來看,確實存在開放有餘,而改革不足的情況,外資都可以到中國辦銀行,民間資本不可以,這個是有問題的,我們應該反思這個問題。”郭田勇認為,要為包括村鎮銀行在內的民營銀行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
當前,國務院出臺的“金十條”使得民間資本在參股銀行之後還可能獲得銀行的決策權,預示著我國金融機構開始更加開放,給市場留了更大空間。
“國家還應為民營銀行成立存款保險公司,這相當於儲戶的保護傘和安全盾,萬一發生民營銀行倒閉的事情,能確保儲戶的利益不受損害。”涂永紅説,期待國家儘快出臺銀行退出的金融制度,如存款保險制度和銀行破産條例等。參照美國社區銀行的管理制度,國家還應該允許民營銀行採取更靈活的利率調整機制和定價機制,可以允許它的利率高一點,以便吸引儲蓄,而不至於倒閉。同時還應該為民營銀行減稅,降低運營成本,扶持民營銀行健康地發展起來。
“銀行要完全推向市場,降低銀行業的準入門檻,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這樣一來銀行業競爭將更加充分,暴利也將隨之消失。”郭田勇説。
“允許成立私人銀行、民營銀行,但要進行監管。”涂永紅説,不管是民營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都應納入政府金融監管的範疇,規範和引導龐大的民間資金進入金融領域,這應該是金融改革的一個大方向。
今年7月發佈的“金融國十條”明確提出“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到目前已經有23家民營銀行名稱得到國家工商總局的預核準。儘管離正式註冊成立還相差甚遠,但這些申請者及其關聯的股票紛紛大漲。9月以來,多只民營銀行概念股累計漲幅超過20%,相關上市公司和投資人獲得了不菲收益。不過專家指出,民營銀行概念在經歷資本炒作後漸顯“裸泳之勢”。市場準入的放開只是第一步,今後要趕上其他銀行需要有更加出色的管理,民營銀行真正要面臨的挑戰還在後面。
沈縵雲向清廷商部申請銀行牌照
生於1869年的沈縵雲乃江蘇無錫人,因入贅富商之家而棄官從商,1905年,他與“煤鐵大王”周舜卿、唐浩鎮(民國時大總統黎元洪的兒女親家)等有名望的同鄉商議,決定向清廷商部申請牌照,創辦一家專門面對上海灘普羅大眾的儲蓄銀行,資本金定為50萬銀元。
信成銀行:江浙幫聯手創辦
1906年4月,信成銀行順利在華人商民眾多的南市萬聚碼頭開業,周舜卿出任總經理,沈縵雲副之。主要參股者有寧波幫大佬周晉鑣(上海商務總會四任總理)、湖州籍富商兼大畫家王一亭,他們相繼當過信成銀行的“一把手”。因此,“民營第一行”實際上是由江浙幫聯手創辦,這為其後二三十年江浙財團雄霸中國本土金融業開了先河。信成銀行開業後,信用卓著,存款曾高達700余萬銀元。
浙江幫銀行崛起:浙江興業銀行
1913年9月,“二次革命”敗局已定,沈縵雲、王一亭踏上逃亡之路,信成銀行黯然退場。中國早期民營商業銀行的重頭戲,由三家繼之而起的浙江幫銀行領銜主演。三家之中最先面世的,是1907年10月,創設于杭州的浙江興業銀行,它原是浙江鐵路公司發起組織的,主要為解決該公司募集的修建鐵路股款的接收、儲存及週轉問題,額定股本100萬銀元,鐵路公司官股佔四成,其餘商股大部分為浙江幫商人認購,等於是官商合辦的銀行。1914年,曾留學日本的第一大股東蔣抑卮實施重大改革,將總行移至上海,並在國內銀行界首創董事長負責制及辦事董事駐行制,杭州人葉揆初出任董事長。至此,浙江興業銀行變身為純粹的民營商業銀行,資本實力和業務規模逐年增長,到1931年實收資本總額高達400萬元。
第二家是四明商業儲蓄銀行,1908年9月創設于上海,額定資本150兩白銀(實收50萬兩),它的發起者和當權派均為旅滬寧波幫巨商,如虞洽卿、嚴義彬(寧波幫“鼻祖”嚴信厚之子)、周晉鑣、朱葆三等,都是上海商務總會的首腦及臺柱,陣容可謂鼎盛。憑藉寧波幫在國內商界的超群實力支撐,到1931年其資本金總額增至225萬銀元。
“老三”浙江實業銀行前身是設于杭州的浙江官銀號(省級官辦財政機構),1909年改組為浙江銀行,之後又兩度改組,官商合辦的情形一直維持到1923年。到1931年,銀行資本金總額為200萬銀元。
據學者統計,自1897年至1937年抗戰爆發的四十年間,中國本土資本銀行累計設立390家,但有多達226家先後停業。在此期間,有兩個創立高峰期,一是1917年~1923年,新設131家(同期停業95家),二是1928年~1935年,新設129家(同期停業31家)。前一波高峰,顯然得益於一次大戰給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帶來的外部機遇,但起伏很大,應是多數民營小銀行抗風險能力偏弱所致;後一波高峰,則可歸因于南京國民政府大體上統一南北後相對穩定的政經格局,以及內資銀行業發展趨於成熟。[本網綜合]
我國現有存款是具有隱性擔保的,一旦陽光化後,對民營銀行將弊大於利。當大家都處於隱性擔保的情況下時,儲戶更多考慮的是收益、便利性及服務的好壞,但是如果引入存款保險制度,那麼就是説銀行存在破産的可能性。在一般的思維裏,肯定是規模小的、民營性質的銀行破産的可能大,這樣人們就都會把錢放入國有大銀行。“這就好比明白告訴大家,別跟民營的玩兒,他們不安全。” 而利率市場化對民營銀行來説也不是一個很有利的因素。在存款人更傾向於國有大行的情況下,民營銀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就必然比其他銀行高。那麼在放貸的時候,民營銀行就需要更高的貸款利率才能夠實現盈利。
現在,發展西部民營銀行時機日漸成熟,借十八屆三中全會之“開啟新三十年改革東風”,我們更應該支持民營企業通過發起設立、認購新股、受讓股權、並購重組等多種方式投資銀行業金融機構,引導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促進中國經濟升級版早日形成。西部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開發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備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經濟和民意基礎,同時,相較于東部沿海地區,開放程度、聯動效應、試錯成本較低,可以作為發展民營銀行的金融改革試驗區,通過試點,探索出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民營銀行發展之路,為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蹚路”。
金融業對於資本金要求極高。根據目前的商業銀行法,全國性商業銀行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10億元,城市商業銀行為1億元。這些註冊資本必須為實繳資本。現實中,即便在山西這樣金融不發達的省份,規模最小的城商行陽泉商業銀行,註冊資本也超過3億元。該省較大的晉商銀行,註冊資本近24億元。大部分上市公司根本就沒有能力參與民營銀行。實際上,即便是已經確認動向的上市公司,大多數也面臨資金鏈和資産負債表承壓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