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車！打車！”4月18日晚，肖宇和幾個同事在北京國貿站地鐵口攔車，但半小時無人理會，撥打叫車電話也一直忙音，奇怪的是，接連幾輛亮著“空車”牌的出租車都在瓢潑大雨中激起一路水花，飛馳而去。

　　5米外，同樣被滯留在地鐵口的數百人集體目睹了這一幕，人們憤怒了，有人扔出了易拉罐，大聲地罵著髒話，有人開始打電話投訴拒載，有人直接走出來站在路中央……

　　對於這一切，坐在出租車裏的的哥顧師傅毫不在意，他正在跟搭檔老陳通電話，商量著是否要跑晚班。

　　每天早8點和晚7點，是顧師傅與老陳交班的時間這也是上下班高峰時間段。交班時間是顧師傅定下的，理由很簡單：“高峰時間經常堵車，一堵就賠錢，還不如用來交班和休息。”

　　顧師傅的選擇並非特例。“一半以上的司機都貓著呢，尤其是下雨天，大家都收工了，萬一在路上堵了、熄火了，3天賺的都賠進去。”

　　的哥賺不到錢，只好罷工要求提價；為保障公共利益，政府也不免被“脅迫”；乘客攔不到車，還得為屢次漲價買單。但還有一個贏家，這就是出租車公司。在北京，“三輸一贏”，是出租車行業裏的畸形現實。企業壟斷，出租車數量始終放不開，在許多專家和業內人士看來，這是一個悲觀的、無法改變的死局。

　　的哥：賠的算自己，賺的歸公司

　　北京的哥（單班）的“份子錢”為每月5157元，並且承擔交通違規、車輛修理和保養等各種風險費用，加上油錢成本，“一個月出去的錢在9000元左右，所以每天我一睜眼就欠著300元錢了，拉夠了300元錢的活，才能保本兒，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高峰時段：走一次賠一天

　　晚高峰是最可怕的，“每天都是一場戰爭。”肖宇很詫異，“白天出租車也不少，怎麼高峰時間段都消失了？”

　　就在距離肖宇300米外的國貿商城區內，30余輛出租車首尾相接，停靠在路邊，司機師傅們扎堆圍在一起抽煙聊天，遇上前來打車的，司機頭也不回，“只去通州和大興，100塊以內的活兒不拉。”

　　這只是北京數百個聚集點之一，在京順路、馬甸、六里橋等地段，亮著“空車”牌子的出租車在加油站邊排成了長龍，的哥們在車裏打著盹兒，用顧師傅的話來説，這叫“歇點兒”。“高峰時期誰敢往城裏走，走一次賠一天。”

　　“高峰必堵，堵車必賠。”顧師傅背出這筆爛熟於心的賬，“車速低於15公里按時間計費，每5分鐘按1公里算，每2分30秒計費一次，算下來，堵1個小時才20多塊錢，可是堵1個小時我的油錢多少？”

　　顧師傅算了一筆賬，開“單班”的師傅，每個月他要上交給公司的“份子錢”為5157元，並且承擔交通違規、車輛修理和保養等各種風險費用，加上油錢成本，“一個月出去的錢在9000元左右，所以每天我一睜眼就欠著300元錢了，拉夠了300元錢的活，才能保本兒，剩下的才是自己的。”顧師傅跑的是“雙班”，兩人“合跑”，每個人的工作時間較“單班”短，因此，“雙班”的“份子錢”總共為8280元。

　　為了保證收入，的哥們不敢在高峰期出車，又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很多人一個月只休息一天，因為休息一天就虧損一天。普遍一天干12個小時以上，個別拼命的幹到15個小時以上。”顧師傅説，“所有的哥都在疲勞駕駛，拿命換錢，每天開到最後基本連紅綠燈都看不懂了，徹底僵住了。”因此，對於的哥們來説，“賠錢風險大”的上下班高峰期是最佳休息時間。

　　“利潤薄，工作時間長，安全隱患多，很多市區老司機都不幹了，現在都是郊區新的哥。”開了9年出租車的顧師傅回憶説，2000年，北京出租車戶籍限制放開，“原來必須是北京市城鎮戶口，現在只要求是北京市戶口，所以郊區農民都來當的哥了。”

　　據北京最大的出租車公司銀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建”）有關人士介紹，“2006年前，我們公司市區司機與農村司機的比例大概是2:3，現在基本都是農村司機。”

　　京郊的哥的生活要輕鬆多了，“大多家裏都有産有地，或者有大筆的房屋拆遷款，幹起活來不用很拼。”新的哥林師傅説。

　　即使如此，林師傅也打算轉行，雖然他剛剛幹了3個月而已。“如果不幹到10小時以上是掙不了錢的，我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在他看來，“當的哥就是幫公司賺錢，累得要命，落不下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