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政治格局開始動蕩，處於變局重塑之中，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更趨複雜，擴大內需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任務更加緊迫。全球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部分取決於各國政策的實施及其相互配合狀況。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政策的不同步導致國際合作和政策協調難度增加，加劇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加大了結構性通脹風險。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抉擇也面臨兩難。

　　國際經濟政治格局正處於重塑過程之中，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政治環境更加錯綜複雜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及八國集團地位衰落，二十國集團地位上升，但世界政治經濟多極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強化了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制衡關係，有利於中國爭取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但同時也加大了中國應對錯綜複雜國際關係的難度。

　　(1)中國要平衡中美之間在國際戰略、國際權力結構中的相對地位與影響力。金融危機後，世界進入新一輪的實力排序和重組階段。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實力不斷增長，開始從單純遵守國際規則向參與制定國際規則轉變，在解決全球問題時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美國仍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美元依然是世界上不可替代的中心儲備貨幣。雖然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有所弱化，但其主導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仍將繼續維持。中美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依然是一種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係，中國明顯處於弱勢。同時，美國也絕不甘心放棄主導世界的地位，正如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所説：“美國能夠、必須而且願意領導新的世紀，即 使 我 們 必 須 以 一 種 新 的 方 式 領導。”。可以預見，美國會採取各種手段，製造各種障礙，來阻止中國的崛起。因此，中國需要和美國在重大的全球問題上加強對話，增進相互理解與合作，無論是引領全球經濟的復蘇，還是有效應對氣候變化、核安全問題，中美兩國的合作都是至關重要的。

　　(2)中國要化解與其他主要大國之間的不斷強化的競爭關係。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其他經濟體或大國如歐盟、俄羅斯、印度、巴西、日本等依然重要。從歷史經驗看，無論是英國的興起，還是德國、美國超越英國，決定大國興替最關鍵的因素是生産力的進步。隨著中國産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産業結構的升級，我國的競爭對手逐漸從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轉變為發達國家，我國不僅在獲取戰略資源方面，在人才、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的激烈程度也將會越來越大。我國正逐步成為發達國家重點遏制的對象，發達國家在人民幣匯率、稀土出口、氣候變化等方面，聯合起來對我國施壓。發達國家對中國的高技術封鎖可能會進一步增強。一些新興經濟大國為了保護本國工業，也對我國進口産品實施了貿易保護限制。我國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主要對象，我國大量出口産品受阻。同時，發達國家希望我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甚至迫使我國承擔超出自身發展階段的義務。全球化下，國家相互依賴的不斷加深，大國間力量的平衡和協調將變得尤為重要。國際和平與穩定是中國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中國在世界經濟新秩序的構建中有著巨大的現實利益和必要的責任，因此要求中國在大國協調體系中發揮更大的平衡作用。在美國無法有效維持國際體系穩定的情形下，中國與其他大國的協調將承擔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産品的責任，從而對世界秩序穩定起到決定性作用。

　　(3)中國需化解因自身實力和影響力快速增長所引起的周邊國家的緊張和猜忌。我國政治經濟實力的上升必然引起地區內力量的不平衡，地區力量會經歷一段艱難複雜的摩擦與調適過程，中國與周邊一些國家的矛盾可能會顯性化，尤其是中國與周邊國家關於海事主權的爭端不斷顯性化，一些國家為了謀取自身的更大利益，頻頻挑起事端、興風作浪，對我國形成干擾和牽制，影響我國和平發展環境。

　　(4)中國外部安全環境風險和隱患增多。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朝核、伊核等國際熱點問題有升溫趨勢，中東、中亞和西亞北非地區政局動蕩，海盜、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問題日益突出，國際安全形勢依然嚴峻。中國周邊一些國家處於經濟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加劇，政局持續動蕩。中國仍然面對外部的戰略防範和牽制，面對分裂勢力和敵對勢力的干擾破壞，外部安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對國家安全與和平發展造成重大挑戰。

　　因此，中國在參與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構建過程中，要理性認識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發達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中仍處於優勢地位，對我國仍在不斷採取遏制、限制戰略的現實。以全球視野、戰略思維考慮問題，從以我為主、趨利避害的思路出發解決問題，不但要平衡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還要平衡新興大國和傳統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協調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關係，平衡南方與北方的實力。

　　世界經濟復蘇曲折而又緩慢，我國擴大內需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任務更加緊迫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經濟就已經面臨巨大的調整壓力，內外需增長不平衡，內需中投資消費比例不協調等問題突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外部需求的急劇收縮通過出口關聯部門，從下游的加工貿易製造部門延伸到上遊的能源原材料部門，對我國的實體經濟形成直接衝擊。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世界經濟尚未完全走出危機同時，救助危機的措施本身又帶來新的問題，由於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解決起來將是一個長期、複雜、多變的過程，世界經濟和貿易在未來相當時間內將呈現總體持續低速增長，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明顯降低，特別是歐美需求下降已經無法避免，對我國出口産生的衝擊力度低於2009年但持續時間較長，未來幾年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難以形成正面貢獻。這將對我國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帶來新挑戰。與此同時，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政府出臺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導致投資大幅擴張。投資高增長對保持經濟的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於投資高增長主要靠政府投資項目的推動，一些項目存在低水平重復建設或過度超前投資的問題。投資高增長使投資消費本已嚴重失衡的關係進一步扭曲，內部失衡進一步加劇。

　　因此，我國擴大內需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任務更加緊迫。一方面，要統籌處理好內外需的關係，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必須立足於國內市場，要有效擴大國內需求，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另一方面，要建立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降低擴大內需對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依賴。擴大內需的重點是著力擴大消消費需求，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發展。新一輪經濟調整和轉型既要化解過去高增長時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也要為經濟復蘇後我國經濟邁上新臺階，實現更長期、更健康、更可持續的發展創造條件，這也意味著這一輪經濟調整和轉型所要完成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艱巨。

　　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難度加大，我國在穩增長和防通脹之間平衡的難度加大

　　由於世界經濟呈現不同步復蘇格局，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在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加大。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在風險與衝擊中緩慢復蘇，但就業市場形勢依然嚴峻，部分經濟體的財政可持續問題令人擔憂，美國和日本繼續執行擴張性財政政策，部分歐盟國家開始縮減財政支出。美、歐、英、日央行繼續維持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長強勁，引領世界經濟復蘇，但同時也面臨熱錢流入和通脹壓力，多國中央銀行開始收緊貨幣政策，經濟又面臨增速回落，通脹居高不下的尷尬境地。

　　全球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部分取決於各國政策的實施及其相互配合狀況。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政策的不同步導致國際合作和政策協調難度增加，加劇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加大了結構性通脹風險。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抉擇也面臨兩難：

　　(1)經濟增速過快下滑的風險。我國經濟增速過快下滑的主要風險源存在於出口和投資。出口風險來自於國內和國外兩個方面。從國內看，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幣匯率升值、信貸資金緊張都可能造成我國出口商品國際競爭力下降。從國外看，在主權債務危機的衝擊下，歐美經濟增長已經停滯，由於在短期內無法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其復蘇前景不容樂觀。受其拖累新興經濟體增速也將放緩，世界經濟會進入持續低增長時期。而外部需求降低必然會使我國出口增速下降。不僅如此，歐美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和減少對我國貿易赤字的呼聲將更加高漲，貿易摩擦將隨之加劇，也不利於我國出口。

　　投資大幅波動的風險主要來自地方政府投資、企業投資和房地産投資。地方投資可能大幅下降的風險主要來自地方政府債務還本付息壓力大、土地性收入減少、平臺融資能力大幅下降。企業投資可能大幅下降的風險主要來自企業盈利水平下降、工資和借貸成本上升、民間投資市場準入障礙、全球經濟低迷造成投資前景轉淡等因素。而隨著房地産調控政策的實施，房價上漲受到抑制，目前土地購置面積增速、新開工面積增速、施工面積增速均下滑，意味著未來房地産投資增速將放緩。

　　(2)物價居高不下的風險。本輪物價高位運行成因複雜，是在貨幣信貸增長過快、貨幣存量過高的背景下，農産品價格飆升、成本全面上漲、輸入性通脹壓力加大、通脹預期提高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隨著國家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實施，貨幣信貸增長過、貨幣存量過高的矛盾得以緩解，但農副産品價格週期性大幅波動的深層次矛盾並未有效化解，成本上升的壓力依然存在，尤其是輸入性通脹的影響日益增強。今後一個時期，由於發達國家債務危機仍在不斷演化之中，發達國家總體上將延續寬鬆政策環境，進一步注入流動性並在較長時間內維持低利率，甚至是政府發鈔買債，全球流動性仍將充裕，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石油價格和糧食價格可能維持高位運行，使得我國面臨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不減。同時，流動性氾濫必然加劇熱錢的流入，進而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持續提高，影響貨幣政策調控效果。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正處在變化的敏感期，經濟增長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國內通脹問題尚未得到根本緩解，一些潛在風險正在逐步顯現。我們短期內要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加強各類風險研究，提早制定應對預案，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中長期來看，要切實加快改革步伐，加快推進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積極擴大內需，穩定和拓展外需，推動內外需均衡發展。加快修訂現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讓市場真正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讓國民財富真正向居民和企業傾斜，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真正轉變。

　　(王遠鴻 作者單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