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行發表了一份針對未來二十年中國經濟的展望報告，同時也是一份建議書，建議中國政府加速推進市場化改革；這份報告體現了對中國現狀與前景的良好把握和深刻領悟，也呼應了多年來在國內持續存在的一種呼聲，而它所提議的措施，也相當溫和與務實。

　　報告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告誡人們不要陶醉於近20年來的高增長，推動這一增長的動力結構已經改變，假如不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不加速完善市場的制度條件，未來不僅經濟增長會停滯，甚至社會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這一判斷是有道理的，然而對於我們老百姓來説，經濟增不增長其實並不重要(或許某些跟蹤宏觀指標的投資者需要關心它)，重要的是更好的生活，以及追求更好生活的機會，而在這一點上，市場的自由與開放本身有其直接而根本的價值，不必由增長率來加以論證，唯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為何要避免它。

　　假如我們同意主觀價值論，即：價值只能由個人為自己規定，那就不得不承認，沒有任何宏觀指標能夠度量社會總價值(或總福利)，GDP只是個勉強可以參考的度量，它度量了一段時間內發生的總交易量，而根據主觀價值論，凡自願交易都提高了交易雙方的總福利，因而交易越多，總福利越高。

　　但GDP度量的有效性需要兩個前提：交易都是自願的，貨幣是價值的有效尺度；而實際上兩者都不成立；首先，GDP所統計到的許多産值都不是自願交易，前蘇聯GDP中很大一部分是軍工産值，與個體價值幾無關係；其次，貨幣也不是有效尺度，沒有任何理由認為，蓋茨花一億美元買一幅畫，比某小女孩花一分錢買一朵花，帶來了更多的個體價值，假如今年與去年相比，蓋茨多買了一幅畫，而一萬個小女孩少買了一萬朵花，GDP顯然是增長了，但這個社會的生活是否總體上比去年好？無人能回答。

　　不過話説回來，在一個十分貧困的社會，像GDP這樣的宏觀度量卻常常是有效的，假如一個社會的大部分人口都處於半饑餓狀態，那就可以安全的假定：獲取食物在大部分人的價值序列中都處於優先地位，因而糧食總産量便是一個度量社會總福利的有效指標，至少是絕大多數人在倫理上可接受的指標。

　　貧困社會的顯著特徵就是個體間價值結構的相似性，因為每個人維持最低生活標準所需要的東西都差不多；所以當一個貧困社會邁向小康時，只要人們手裏的票子在增加，貨架上的商品在豐富，各種産業在興旺起來，那麼幾乎每個人都會感到滿意，每個旁觀者也都可輕易斷定：那裏的生活在好起來；此時，觀察與評論者也無須去細察市場制度是否完善，創新和交易是否自由，只要看GDP是否在增長，便足以評價政策的好壞。

　　那也是我們首先在1980年代的農村，然後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城市所見到的情形；然而近十年來，情況不同了，當溫飽已不再是最迫切的需求時，人們開始追求更高層次上的滿足，而正是在這些層次上，價值開始急劇分化；假如一個社會的制度結構無法容納日益多樣化的價值，那麼價值分歧便會導致社會衝突，嚴重的時候甚至導致社會動蕩和秩序崩潰，這便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誠然，中等收入陷阱常伴隨著增長停滯，但這並非其根本特徵，停滯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人口停滯，假如人們真的不想多生孩子，那也沒什麼，停滯也可能是因為有些地方本來就不適合生活，所以人們一旦富裕就選擇離開，甚至有可能，那地方的人普遍清心寡欲，滿足於小康而不再追求更多，那更無須旁人擔憂。

　　真正需要擔憂的是：社會能否容納多元價值？能否容許個人按其價值觀追求他所嚮往的生活？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自由而開放的市場制度能夠做到這一點，而隨著我們的社會擺脫極度貧困狀態開始走向小康時，這一關係正日益彰顯，過去十年的社會經歷，無時不在向我們展示：市場制度的欠缺，是如何妨礙人們在更高層次上追求其個體價值的。

　　當你自己也是個文盲時，你可能會滿足於孩子學會認字和算術，而不介意他被送進哪種學校，在置於哪種教育模式下，被灌輸了何種價值觀，而在自己有了十多年的被教育經歷之後，你有了更多的想法，然而制度限制了你，既無法為孩子找到你所期望的學校，也不可能自己動手、聯合有共同期望的家長組建自己的學校。

　　當你和兄妹父母甚至祖父母擁擠在十幾平米的陋室中，你可能會覺得無論多醜陋的火柴盒，只要不漏雨、面積大一點，都能滿足你的需要，而當你果真擁有了一套大火柴盒之後，你可能厭倦起了城市的喧囂，嚮往郊區的甚至鄉村的寧靜生活，然而還是制度限制了你，無法在鄉村買地蓋房，更不可能聯合一群有共同嚮往的人一起建設新村鎮。

　　當你還是個農村“富餘勞力”或城市下崗工人時，你可能滿足於有一份穩定而薪水體面的工作，而並不介意工作內容本身是否給你帶來快樂和滿足，或工作結果是不是在你的理想之內，而現在，當你衣食無憂之後，你可能不想再為薪水而工作，而想做點“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再一次，制度限制了你，你會發現許多事業是不被允許的，或者高稅率和嚴苛繁雜的管制條例讓它變得根本不可行。

　　當市場足夠自由和開放因而能夠容納這些在個體之間千差萬別的理想、抱負、追求、生活方式時，儘管價值觀分歧甚至對立，但人們大可以各行其是而相安無事，而當一個社會的制度無法容納它們時，這些個體追求便可能轉變為一些力量，因為既然市場規則下這些價值追求是無望實現的，不願放棄這些價值的人們就只能集合起來。

　　而我們知道，集體行為是需要價值共識的，價值分歧是會導致壓制和衝突的，博弈的結果只能是一方取勝而另一方的價值主張被壓制，這樣一來，原本可以相安無事的價值分歧和對立，就變成了貼身肉搏的對抗，當這種對抗足夠劇烈且長期持續時，社會便墮入了陷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