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決定推出關於中國的固定欄目，稱這是自1942年推出“美國”固定欄目後第一次如此行事。談及原因，《經濟學人》不諱言這是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並擁有令美國“心煩意亂”(unsettling)的軍事實力。

　　自中國2010年初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被一些機構與學者預言將於若干年後取代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世界如何適應中國的崛起，中國如何看待自己的新角色，作為一個老話題就被賦予了新的急迫性，而歐美債務危機的加深與以中國為首的金磚國家“風景這邊獨好”相映襯，更為此話題增添了熱度。

　　相較於此前人們所熟知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的簡單二元敘述模式，國際輿論現在對中國的發展走勢呈現出一種不確定感。

　　“崩潰論”自無多大市場，中國是否一定是“威脅”，他們表現出一些猶疑：中國是否能夠駕馭現代化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張力，或簡言之中國是否能過民主關，會否訴諸於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以凝聚人心，中國是否能過市場關，會否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等等。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知識界也出現了類似的搖擺。以前面對“中國崩潰論”或“中國威脅論”，中國的主流論述基本不會有太多困擾：中國的發展是可持續的，一個更富強的中國對世界而言是機遇而非威脅。

　　勢易時移，與國際輿論的猶疑相對應，中國知識界如今也表露出一些不確定感：還要不要韜光養晦，在伸張自身利益時可不可以更強勢一些，等等。大象難以躲在樹後跳舞，時至今日，韜光養晦是更讓外界安心，還是加重外界猜疑，亦為待定之題。但選擇強勢所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似乎更為不可承受之重。

　　與此同時，美國宣佈戰略重心東移，以及南海爭端相關國家若明若暗的“挾美制華”之意，再加上“阿拉伯之春”衝擊波，更讓中國知識界感到困擾與焦慮。

　　事實上，值此大變局之際，中國知識界尤其需要與時俱進。概言之，應以政治文明建設為重心，超越韜光養晦與強勢外交的二元論述架構與工具理性主義範疇，以對普世價值觀的積極認同與吸納，結合中國傳統思想資源中有生命力部分的翻新與改造，來構建關於國家發展目標的新主流論述，從而主動回應進而打消外界對於中國發展走勢的疑慮，為中國的發展營造更有利的條件——現在歐美等國的智庫尚未有確定結論，一旦他們認定中國將走上一條國家資本主義加民族主義的道路，則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將大為險惡——以努力開創國際[10.75 0.75%　研報]歷史上和平崛起之先例，成就與全球文明範式相契合而非格的“中國模式”。

　　在此論述構建過程中，無論汲汲于防範西方滲透，抑或發揚與威權政治相配套的狹隘儒家主義，都是亡羊歧路。誠如新儒家代表杜維明所言，中國不是向西方學得太多，而是學得遠遠不夠。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儒家文化行之弗遠，重要的是和東亞文化乃至於世界的對話。

　　這一政治文明論述的構建，亦非僅為打消外界的疑慮。外交從來都是內政的延伸。近年來諸多事實表明，如果不能主動構建一個關於政治文明建設的積極論述，佔據輿論制高點，等於將話語權拱手讓與民族主義者或民粹主義者，從而導致更大混亂。

　　發展依然是硬道理，但若不輔之以政治文明建設的論述，終難免“為發展而發展”之訾。我曰“不爭論”，他曰“要爭論”，似乎亟亟于“分蛋糕”者比辛辛苦苦“做蛋糕”者更理直氣壯。

　　萬千生民既不能為福利而問責，亦無法為自由而限權，長此以往，貧者不能安身，富者不能安心，民粹與威權相互裹挾，則“拉美式陷阱”為時不遠矣。

　　時下人們論及改革動力匱乏，習慣於以改革進入深水區、來自利益集團的阻力加大為説辭。

　　事實上，在改革揮別帕累托階段，社會的分層與利益集團化是題中應有之義，問題的關鍵在於利益集團之間如何博弈。在一個有著政治文明的健全社會，利益集團間的博弈公開、透明、可預期。

　　在民主與法治的框架下，種種博弈恰能構成推進改革前行的種種動力，在各利益集團的最大利益公約數的基礎上順利深化改革，跨越民主關與市場化，將國家資本主義與民族民粹主義的選項拋諸腦後。

　　説易行難，然説為行先。

　　若連主流政治文明論述都付之闕如，則不可能走得太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意識形態化，但也不能沒有意識形態。如波蘭改革先行者米奇尼克所言，“還有比麵包更可貴的”，人們還需要自由和尊重。一個有理想和價值觀的大國，才有可能表現卓越。

　　令人感奮的是，中國的主流知識界業已開始著手從各個層面構建政治文明論述，本期本刊特約撰稿人有關從法治過渡到安定民主制、從憲政稅收主義入手完成現代國家建構以及在多元文化基礎上完成新的“建國任務”等等，都是值得期許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