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先後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曾在國外多所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02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發表了題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經驗及對中國的針對性”的主題演講。蔡昉説，儘管存在眾多爭議，但是經濟學界基本認定經濟發展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階段。中國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即將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解決辦法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在這方面中國應該吸取日本的教訓，為技術創新創造社會環境。

　　經濟發展進程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蔡昉的演講從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是否有意義談起。他説，很長時間以來大家都在談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實際上第一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的，是在2000年以後世界銀行一份關於東亞的報告中。

　　上個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提出了東亞奇跡的概念。然而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東亞經濟出現了問題。進入21世紀，東亞經濟開始復興，不僅是從亞洲金融危機當中恢復過來，更逐步向歷史地位回歸，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群體。這時在世界銀行的報告裏，提出了東亞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根據經驗結論，比起較富和較窮的國家來説，中等收入的國家增長比較慢。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談得多了，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意見。不太贊成的理由主要有四個。第一個是認為陷阱這個用詞不恰當，因為陷阱會讓人想到是人為的在下套。其次，有人提出理論上找不到依據，沒有一個理論支持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第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也缺乏經驗證據，有人專門用數據驗證，沒有發現中等收入國家會顯著的比高收入或者低收入國家增長慢。

　　最後，有人懷疑説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對中國到底有沒有用處，中國現在面臨的挑戰是不是和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相關的。如果不能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來解釋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那麼這個概念其實無助於找到正確的解決思路。

　　他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對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是有幫助的，儘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專門的學術文章為中等收入陷阱做全面的理論概括，但是相關的內容以及歷史文獻是存在的，可以支持這個概念的理論化。在這裡需要明確，在經濟學中，陷阱特指比較穩定的均衡狀態，以至於一個短期的破壞打破了這個均衡，未來它還會自我恢復。

　　最典型的例子是馬爾薩斯的低水平均衡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貧困均衡陷阱。這個概念比較好理解，就是講實物的生産是以自然基數增長的，但是人口是以幾何基數增長的，最後的結果必然是人口的增長超過實物的增長，以至於人均食品産量不能滿足溫飽，於是人們長期處於貧困狀態。後來的人把它模型化，又叫做馬爾薩斯陷阱或者馬爾薩斯均衡。

　　把馬爾薩斯的理論和最早的經濟增長理論———哈羅德模型結合起來就是低水平均衡陷阱，就是講任何産出的增長都會被相應的人口增長攤薄，最後人均收入只能維持在生存水平上，不能致富。

　　根據中國歷史來看，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人口多G D P總量也大，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生産率也比較高，但是中國並沒能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發展出資本主義，如何用經濟學解釋，這被叫做李約瑟之謎。回答李約瑟之謎就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説儘管中國人配置土地和勞動力比較完美，但是長期來看，最終隨著人口的增長還要回到僅夠維持生存的水平上。

　　這種理論假説有它的政策含義。比如説如果一個國家處於低水平均衡陷阱階段的話，就必須有一個比較穩定又足夠大的特殊力量，才能把這個穩定的均衡破壞掉，這叫做臨界最小努力理論。在此基礎上，後來形成了平衡發展理論，就是説在幾個關鍵的領域中應該不平衡的去進行投資以形成臨界最小的投資規模，以達到推動的效果。

　　由於這些理論大多是上個世紀50年代提出的，提出者也大都不是純經濟學家，於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這些理論開始受到質疑，到80年代慢慢銷聲匿跡。後來的經濟學以新古典理論流派為主，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裏一樣能看到對均衡狀態的論述。比如説芝加哥大學教授舒爾茨，他在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作《傳統農業》中，同樣把傳統農業看成是穩定的均衡狀態，認為需要引進新的要素以打破過去的均衡。

　　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最著名的是索羅模型。該模型假定勞動力供給是短缺的，所以經濟的增長需要不斷的投入資本，但是這會導致規模報酬遞減現象。該模型引申出來的結論是：在資本越缺乏的地方資本的回報率越高，因此經濟發展就越快。發展中國家資本缺乏，於是在一定時間內發展中國家就會發展的更快一些。另外，如果各國之間生産水平趨同，在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的前提下，想保持經濟增長要靠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

　　在索羅模型中並沒有涉及到低水平收入陷阱的概念，但是後來有理論嘗試把馬爾薩斯的理論和索羅的理論統一起來，用同一個框架解釋人類的經濟發展史。研究者們發現，從馬爾薩斯到索羅缺乏過渡的階段，這個階段現在被叫做劉易斯發展階段或者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它的核心是克服制度障礙，以便讓勞動力充分流動。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們又發現，從馬爾薩斯階段到劉易斯階段還需要有一個突破，以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既然從馬爾薩斯階段到劉易斯階段需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那麼從劉易斯階段到索羅階段肯定也需要有一個突破，跨過去了就進入了索羅模型描述的狀態，跨不過去就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即將面臨中等收入陷阱考驗

　　研究發現：在整個全球化過程中，富裕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經濟發展速度快，在全球化中獲益頗多，中等收入國家增長相對而言慢一些。為什麼中等收入的國家會容易陷入到陷阱裏面呢？一個解釋是不同國家的職業調整。

　　通俗地説，以美國代表的富裕國家處在技術創新的最前沿，引領技術發展的方向，它推出的新的創意會將整個人類的知識往前推進。所以這些國家在技術、知識、資本密集型産業中有足夠高的比較優勢，有全球化就會收益，而且收益最高。在另一邊，不管有什麼樣的創意品，也不管有什麼全球化的市場需求，生産産品需要工人。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便宜，因此具有勞動密集型産業的比較優勢。

　　相比兩個極端來説，處在中間的國家比較優勢就不那麼明顯了。它也從全球化獲益，但是不是獲益最顯著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現象。

　　有很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經驗證據。比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胡永泰不久前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採用了相對的概念來形容不變狀態下的收入水平。它以美國的收入為基準，衡量其它國家收入佔美國收入的比重，並由此劃分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

　　根據這樣的劃分，胡永泰發現：研究時間起點上的中等收入國家會有一半的可能性留在中等收入組裏，既不會漲上去也不會跌下來，但是另一半的國家則更可能向下流動而不是向上流動。也會有新的國家進入中等收入組裏，這裡面低收入組晉陞進來的數量是高收入組降下來數量的兩倍。

　　最近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沒有一個國家會永遠高速增長，高速經濟增長的國家終究是要減速的。於是這些經濟學家就研究高速經濟增長的國家會在什麼時候減速。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總經理王慶研究的結果是，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減速大約會出現在人均G D P7000美元的時候。根據他們的研究，在過去的100年裏有40個經濟體達到了人均G D P購買力平價7000美元，其中有31個經過拐點以後平均減速2.8個百分點。

　　另有經濟學家測算，也是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人均G D P，發現人均G D P到達17000美元的時候開始減速，減速的幅度是兩個百分點。如果以這兩組研究的結論作為經濟減速階段的兩個端點，中國現在人均G D P是4000多美元，按購買力平價來計算至少要翻番，也就是差不多8000多美元水平，才會在減速區間裏。至於説中國可能減速的因素，概括的説法是溫家寶總理講的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

　　中國經濟減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人口發展的階段。看人口撫養比數據，一個國家收穫人口紅利的時期人口撫養比是下降的，人口負擔輕，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也比較高。隨著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以後開始上升，於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甚至出現人口負債，這個時候一國經濟就有可能從收穫人口紅利的高速經濟增長轉為人口負債情況下的低增長。日本當年就正好是這樣的。日本先是人口撫養比下降，到最低點後迅速上升，整個過程中日本經歷了1955年到1975年年均G D P9.2%的高增長，1975年到1990年是年均G D P3.8%的低速增長，1990到去年年均G D P0.85%的停滯。“日本經濟從高增長到減速再到停滯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其中一個原因是跟人口紅利相關的。”蔡昉説。

　　蔡昉認為，由於中國的人口紅利也正要消失，因此當前説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是有針對性的。他説，中國經濟現在已經不是減速不減速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減的問題。中國是世界上最低生育率的國家，根據聯合國預測，大概在2030年到2035年之間，中國人口將達到14.37億的頂峰，隨後人口就會負增長。

　　這種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變化很自然會導致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有投資銀行調研發現，如果勞動力成本提高20%，那麼對各個行業的企業利潤率就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影響最小的是路橋、水路運輸、鐵路運輸、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項目，但是在競爭性行業裏，企業利潤受到的影響將在20%到65%之間。也就是説，競爭性行業企業的競爭力將因勞動力成本提高而受到削弱。

　　還有研究認為，未來中國貿易順差會因人口因素而減少，最終到2016年貿易順差成為零。

　　總之中國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發展階段是和人口轉變相關的。這和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密切的邏輯關係，日本的實例就表明了這一點。

　　跨越陷阱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中國的情況和日本還不完全相同，中國可能出現未富先老的情況。未富先老的含義是説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在快速發生，而且老齡化的程度是其它國家在同樣發展階段上所沒有的。未富先老意味著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勞動力即將停止增長，因此中國將逐漸喪失在勞動密集型産業裏的比較優勢，但是當前中國人均G D P只有4000多美元，還剛剛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門檻，所以也沒有處在技術創新的前沿上，無論是生産力還是資本積累水平都不夠，結果就是中國喪失了原來的比較優勢，可是也未得到新的比較優勢。

　　於是，問題出現了，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在哪？這首先要探討中國現在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什麼。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從1978年到去年為止，分解中國G D P的增長，資本的貢獻率是71%，勞動的貢獻率是8%，人力資本的貢獻率是4%，人口撫養比下降對經濟增長也有貢獻，貢獻率是7%，剩下還有10%叫全要素生産率。其中，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但是不能指望它再提高下去，因為已經不可持續、不協調了；勞動的貢獻這些年是下降的；人力資本的貢獻雖然也是一直在提高，但是到目前為止還不太重要；人口撫養比或者叫純人口紅利的貢獻也是縮小的趨勢，預計最遲到2015年就沒有了，再以後是負的；全要素生産率也趨向於降低。

　　從這五個因素來看，靠資本投資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國家長期用資本投資支持經濟增長；同時中國新的勞動力供給即將枯竭，不可能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