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晉暉

　　452.58元……供職于一家IT公司的王宇(化名)打開近兩個月的工資單後，做起了一道幸福的算術題。

　　這是9月1日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施行後，王宇每月少繳的個稅金額。

　　他邊盤算邊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些錢可以給車給自己的寶寶多買幾罐奶粉，也可以多加幾次油。

　　相比王宇的驚喜，在北京某科研單位工作的劉雲(化名)每月減負0.66元，用她的話説就是聊勝於無。

　　但這足以讓金融從業者張哲(化名)投去艷羨的目光。

　　剛在北京買房的張哲發現近兩個月自己的月薪少了100多元。他在感嘆養家不易之餘，也呼籲採取以家庭為單位的計稅模式。

　　三類人，三種表情，勾勒出一組個稅新政臉譜，亦成為中國稅制改革之路上的注腳。

　　減收效應

　　9月，劉雲照例收到了當月的薪水，這是一卷包裹著減稅“甜品”的工資單。

　　她的工資單上顯示的數字是，每月應發5445元，三險一金扣除後計稅工資3521.88元，超過起徵點21.88元，按照3%的稅率，她每月繳納個稅僅為0.66元。

　　9月1日，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實施，對於工資、薪金的個稅免徵額從之前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工資、薪金所得適用超額累進稅率，工薪所得稅率結構由9級縮減為7級，並將其中第1級稅率由5%降到3%。

　　按照此前的計稅辦法，劉雲不但承擔著更高的應稅額而且適用的是10%的稅率，需繳納127.19元的個稅。

　　如此算下來，劉雲每月減負126.53元。

　　劉雲收入不高，但將近127元的稅對她來説也不是什麼大數目。

　　“眼下隨便去趟超市這點錢就沒了，減總比不減好吧。”她告訴本報記者。

　　相比劉雲，王宇的“幸福感”強多了。

　　王宇月薪15850元，扣除三險一金後計稅工資為13049元，9月1日之後的工資單顯示，單月少繳個稅452.58元。

　　“減稅的錢夠給孩子買兩罐奶粉了，或者我拿這些錢來給車加油，也夠我跑幾百公里了。”他告訴本報記者。

　　無論是家庭賬本還是國家賬本，減稅效應已經開始顯現。

　　財政部數據顯示，10月份個稅352.37億元，同比減少11億元，環比減少99億元，與8月份相比更是相應減少130億元左右。

　　政策減收效應集中在10月份顯現，這是因為工薪所得應納的稅款應在次月15日內繳入國庫，因此9月份應納稅款大部分于10月15日前入庫。

　　根據此前官方披露的數據，經過此次稅法修改，納稅人數從8400萬人減少至約2400萬人，全年將減收1600億元左右。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教授曾康華表示，從動態來分析，中國經濟處於快速增長時期，民眾收入也在迅速增長，2400萬人是一個靜態的估算，而且工薪收入只佔個稅收入的一部分，財産性個稅收入近幾年均呈現上漲的趨勢，個稅改革不會對整體稅收收入産生影響。

　　拒絕稱富

　　從起初徵求意見的3000元免徵額到後來提高至3500元，回應民意成為了本次個稅改革的一大亮點。

　　但業內的一個主流觀點是，單純提高一個稅目的免徵額並不能從根本上實現“削峰填谷”。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本月表示，財政取之於民，要用之於民。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好兩件事，一件是通過結構性減稅支持經濟的薄弱環節。第二件是採取多種措施調節收入分配。

　　就個稅領域而言，如何做好上述兩件事，是繼續推進稅制改革需要做好的功課。

　　本次個稅工薪所得免徵額、稅率、級次級距調整，有增有減，體現了“高收入者多納稅，中等收入者少納稅，低收入者不納稅”的原則。

　　但一些“中高收入”納稅人有他們自己幸福的煩惱。

　　以王宇為例，雖然收入比劉雲更可觀，但他依然是個月光族。

　　劉雲告訴本報記者，自己是一家吃飽全家不餓。王宇則背負著三代五口人的生活。

　　“在北京，維持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三代之家日常開銷，每個月沒有七八千元是下不來的。”王宇説，“稍微有些大的支出比如老人生病、孩子上輔導班等，月底就沒有結余了。而且我家既沒有房貸也沒有請保姆，有時會想那些每個月還款五六千的工薪階層生活壓力該有多大。”

　　在北京某金融公司工作的張哲就有“京城居，人不易”的感慨。

　　他剛剛在南二環附近買了一處90平方米的住房，貸款近200萬元。

　　9月1日以後，他發現自己每個月的工資少了100多元，工資單發下來一看，原來是個稅多扣了。

　　外人以為多納稅的張哲屬於高收入者，他卻向本報記者大吐苦水。

　　“這套房子對於我來説是負資産，我每個月的收入還完房貸和支付基本生活之後就所剩無幾了。”他説，“我的妻子本來想全職在家生孩子的，現在因為這個房子也不敢休息了，我這種生活也能算是富人嗎？”

　　如何調節

　　從更長遠來看，稅制中深層次的公平問題需要繼續破題。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個稅改革的減稅效應不會很明顯，首要原因為稅制設計。

　　我國個稅改革的目標模式為綜合稅制與分類稅制相結合。

　　目前，我國個稅採取分類稅制，對包括工薪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在內的11個徵稅項目採取不同計徵辦法。

　　綜合稅制是以年為納稅的時間單位，要求納稅人就其全年全部所得，在減除了法定的生計扣除額和可扣除費用後，適用超額累進稅率或比例稅率徵稅。

　　比較而言，後者更能全面考量納稅者的真實承受能力。

　　張哲進一步建議，中國的個稅可否採取以家庭為單位的計稅模式，考慮納稅人撫養、贍養、就業、教育、醫療、購房等家庭支出的因素進行個稅的費用扣除。

　　本報此前即報道，一名17.8萬港元年收入者與雙親同住的話(並非全年同住)，今年的合計免稅額增加到了3.6萬港元。

　　對於張哲的想法，業內早有討論。

　　反方多以準確掌握家庭人口信息是一個難題為理由；正方則認為，在人口普查等數據不斷完善之時，這並非一個不能克服的技術難題。

　　公平納稅，同樣適用於高收入者。

　　一名國企財務高管對本報記者透露，目前高管避稅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若一名高管年收入100萬元，避稅額可能會達到60萬元，只有40萬元是按照國家規定來繳稅的。

　　國家稅務總局曾多次強調，切實加強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徵管的通知，除了加強高收入者日常稅源監控，還包括針對容易逃避稅的關鍵環節，完善徵管措施。

　　這也是推進稅制改革的應有之義。

　　目前，工資薪金所得採取的累進稅制，而資本所得、股票紅利以及勞務報酬等仍然採取比例稅率，這個納稅群體中隱匿著大量高收入者。

　　“若是對綜合收入採取累進稅率，那將更有利於讓富人多納稅，從而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施正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