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些部門突擊花錢和社會大關注的時節，而今年更為突兀的是，最後兩個月全國財政需要突擊支出22660.4億元，這還不包括今年預計超收的14285億元財政收入，這兩項均創下新的記錄。

　　這是一個不斷重復的老問題，在歐美各國陷入財政危機的背景下，中國的一些政府部門目前擁有如此多的財政支配額度，與之形成鮮明對比。但是，中國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債務壓力，而從教育到醫療等廣泛的民生領域，卻長期缺乏足夠的財政預算。這是難以讓人理解的，也是明顯不合理的。

　　這種預算制度中具有明顯的技術問題，比如預算年度採用歷年制，即從公曆1月1日起到12月31日止，而審批預算的人代會則是在3月初才召開。這種安排導致預算在審批前已被各部門私自小心地執行，製造了“前緩後急”的支出節奏；比如預算編制實行“基數預算”，即每年在上年預算基礎上增加一定的數額，這會鼓勵各部門花光預算結余，防止第二年預算減少，等等。

　　我們認為，財政預算的問題在於相關制度，技術扭曲只是一種表現。根源在於預算編制仍需更加嚴謹，在預算準備、編制、執行與驗收各個環節，都需要公開和加大監管。這樣，制度安排才不會給財政部門與預算支出單位過大的權力，不會鼓勵編制預算時儘量提高上限為自由裁量留有空間，從而避免預算呈現強烈的部門利益色彩，減少擠壓更多財政資源，使得民生領域在總預算比例加大。

　　中國缺乏公共財政的意識。在中國，幾乎所有的預算支出主體都會將預算資金看成是自己部門的金庫，而不是公共財政，因此絕不會是將多餘的錢歸還財政，或者節省財政支出。有相當多的案例表明，節省財政開支並不被單位歡迎。這與部門缺乏公共監督有關。而且，在政府預算方面，一些部門利益也表現突出，這阻礙了預算制度改革的步伐。

　　顯而易見，這個年年被拿出來討論的問題並非是一個難題，而是一個選擇題。即是否有誠意和勇氣還原公共財政的意義，從技術上將財政預算精細化，接受人大有效的審查，並將財政預算和執行過程全都公之於眾，接受公眾監督。這不是什麼技術難題，因為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這樣做的，中國沒有必要用這麼長時間尋找答案。

　　當然，這不是財政一個部門的問題，而是整個行政文化需要變革。首先要從“投資性”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這樣就會將寶貴的財政資源更多地投入到公共領域而不是項目開發，這才是公共財政的本來面目。以目前每年中央財政收入超速增長看，中國稅負與藏富於民相背而馳。即使地方政府有過多的債務，也不是因為他收入過低，而是投資過多，做了太多不該做的事情。政府應該降低稅負並將財政用於公共支出，這才是政府存在的意義。

　　此外，財政預算編制精確與實施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即部門領導不能隨意地在一年當中添加預算外的支出任務。領導拍腦袋工程是較為普遍存在的現象，這種隨意性就會額外增加預算的不確定性，衝擊預算制度的權威。如何恰當地花錢在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教育、醫療需要更多財政投入，養老制度存在巨大挑戰等背景下，如此預算突擊消費實在不應該，這可看作一種瀆職，只有讓這些部門認識到財政資金是國民的而不是部門的，才會有改革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