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要儘快加強社會保障的規範和框架的設計。現在社會保障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但實際上都是一些比較空泛的制度安排

　　加強法制和監管固然有助於社保參與程度的提高，但提高企業和個人參保的內在激勵是更為根本的策略

　　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強制繳納“五險”的規定是相對超乎現實的，要執行就面臨著相當一部分企業無力接受的局面

　　中國現在亟待制定科學的社會保障立法綱要，在大保障的背景下來界定福利、保險、救助這幾個支柱如何建設，儘快改變對社會保險功能一味放大的局面

　　我國社保體系建設又傳來利好消息：《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規定(草案)》近日在網上公佈並公開徵求社會各界意見，根據草案規定，企業繳納險種從養老、醫療、失業險3項擴至5項，新增工傷和生育險。

　　業內專家認為，強制繳納“五險”固然是眾望所歸，但如何在實施中讓老百姓更滿意，相關的配套政策亟需完善，而對於整個大的社保體系改革和建設來説，則更是任重道遠。

　　強制繳納“五險”執行難

　　“五險”為何物？

　　近日，一家媒體進行的一項調查中顯示，90%以上的應屆畢業生在找工作時並不清楚“五險一金”包括哪些種類。而該媒體去年進行的一項保障狀況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職場人士不清楚自己“五險一金”的繳納情況。

　　通常來説，“五險”指的是5種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其中，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這3種保險是由企業和個人共同繳納保費，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完全由企業承擔，個人不需要繳納保費。

　　此次《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規定(草案)》擬強制用工單位將員工“三險”(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擴至“五險”(在“三險”基礎上，增加基本意外險和基本生育險)，並開放公民個體參保單元，結束公民個體游離于社保之外的歷史。

　　社會普遍認為，如果草案得以通過實施，無疑將是中國社保史上一次空前的“擴軍”，其目的是社保達到100%覆蓋。

　　北京市一家小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王運進入律師行業的時間不長，他對《法制日報》記者説，這個規定無疑是好的。但過去，儘管國家法律法規層面也要求企事業單位應當為其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實踐中仍存在種種問題。雖然他就是學法律的，但是面對現實也沒辦法。

　　“進律所工作的第一年，所裏沒提社會保險的事情。一年後，所裏説可以上社保，最低標準是個人交200多元，交或不交根據個人意願。我當時考慮到不久可能會跳槽，就同意暫時不交社保。後來，我跳槽到現在這家新開的律所，過了試用期後，今年2月才開始繳納社保。”王運説，律所中的律師助理和實習律師一般都是剛畢業一年至兩年的大學生。在北京市，這個人群的工資普遍在1500元至3000元之間。如果按照2000元的工資基數繳納社會保險，一般是律所承擔500元左右，個人承擔300元左右。在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北京，他的不少從事律師助理的朋友都迫於生活壓力，不願繳納社會保險。而律所當然也考慮到人力成本或者説是體諒員工生活壓力大，也就“順坡下”地沒有了繳納社會保險的積極性。

　　據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封進分析，企業欠繳保費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社保費會增加用工成本。在2008年後的金融危機期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曾發文允許某些地區適當調低社保繳費率，正是出於減輕企業負擔的考慮。中國的繳費率比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要高，5項社會保險企業繳費率合計為29%(上海為37%)，員工繳費率為12%，最低按社會平均工資的60%繳費，最高繳費基數不超過社會平均工資的3倍。

　　其次，有些員工不願參保。這種現象主要出現在兩類員工身上，一類是收入較低、就業不穩定的群體；一類是年紀較輕的群體。對他們而言，繳費率較高，繳費後的余錢滿足不了消費的需要。另一方面，未來能否獲得社保待遇的不確定性比較大。在企業和員工意願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欠費就更加有內在的激勵。

　　此外，地方政府對欠費行為的懲罰力度不夠。長期以來，地方政府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個別地方政府採取多種優惠政策減免企業稅費，對社保繳費管理不嚴也就不難理解。研究發現，經濟外向型程度越高的地區，地方社會保險收入佔GDP比重越低。

　　中小企業繳納“五險”壓力大

　　記者採訪了解到，對於草案中強制繳納“五險”的規定，中小企業也有本難念的經。

　　山東省青島市一家文具公司的負責人向記者坦言：“現在中小企業的寒冬仍未過去，草案強制用工單位將員工‘三險’擴至‘五險’將給中小企業帶來沉重的負擔。雖然CPI已經漸漸回落，一系列降低中小企業負擔的政策也在逐步出臺，但由於政策的滯後性，中小企業的生存難題依然沒有改善，融資難問題依舊沒能找到解決辦法，中小企業的利潤很低。”

　　這名負責人向記者列舉了此前發佈的《小企業經營與融資困境調研報告》中的數據：今年以來，隨著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在成本增加、人民幣升值和國際環境不明朗的形勢下，在連續加息及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的背景中，小企業壓力飆升。以小企業面臨的前三大壓力“勞動力成本上漲、原材料成本上漲和人民幣升值”為例，2010年以來，壓力系數分別達到了81.67%、81.43%和48.11%的高值；而在2010年以前，這樣的系數僅為52.10%、55.56%和32.95%。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公共財政的必然職責。地方政府不能只‘請客’不‘埋單’。”這家文具公司的負責人説，在“五險一金”中，養老保險一項，企業要承擔20%至22%；對醫療保險要承擔10%，僅這兩項就讓企業負重難行。我國維護勞動者利益的根本途徑在於政府部門的財政支持。政府部門一方面希望通過調整強制社保政策，促使中小企業提高勞動者待遇，另一方面又希望通過産業結構升級的政策導向改革企業發展路線。但是在現階段，這還是一個難以達成的既定目的。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説，我國的社保費率原本就很高，這次由原來的3項加為5項，主要對企業有影響。“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強制繳納‘五險’的規定是相對超乎現實的，要執行就面臨著相當一部分企業無力接受的局面。大型企業可能可以應對，但是完全依存市場競爭的新生企業，能不能承受工資總額30%以上的強制繳費，這還要打個問號，這種情況無疑會影響到法律的執行”。

　　“應該看到，加強法制和監管固然有助於社保參與程度的提高，但提高企業和個人參保的內在激勵是更為根本的策略。一個比較樂觀的情況是，隨著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當低成本不再是主要競爭力來源，創新變得更加重要時，企業會意識到給員工良好的社會保障可以留住人才，提高勞動生産率。例如在德國和北歐國家，很多企業很歡迎社會保險政策，使得工人可以安心在企業從事專業性較強的工作。”封進説。

　　社保體系存在深層次問題

　　近年來，社保改革不斷推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其背後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也引起了業內專家的關注。

　　“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現在進入了如何對其完善、配套措施之間如何進行銜接的工作階段。近幾年來，低保、社會救助等社會保障機制也基本形成，政府工作向民生及公共福利傾斜。”對於現階段的社保體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韓克慶如此評價。

　　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均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説，強制繳納“五險”無疑是一項積極的措施，但與其相比，目前社會保障體制建設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是加快了健全建設‘覆蓋城鄉’的社保體系。不好的一面則是社保福利的不公平現象，這點尤其體現在養老保險方面，在社會上被稱之為‘雙軌制’。”唐均説。

　　唐均認為，以“五險”中的基本養老保險為例，每個公民的養老保險標準應該差不多，主要由物價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來決定，體現著一定的公平性。而補充保險則是以賬戶的方式，與個人工資和貢獻水平挂鉤，這樣才形成差異化。

　　“我覺得目前社保體系的最大問題還是在當前戶籍壁壘作用下，流動人口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繳納問題。這些問題，在社會保險法中都有規定，但主要是如何實施、實施到位的問題。之前也出臺了很多辦法，但都太複雜，目前既然提到了強制繳納‘五險’,就應該對於流動人口這樣特殊的人群提出一個簡單可行的實施辦法。”唐均説。

　　在韓克慶看來，解決我國目前社保制度不公平等問題，需要從兩個核心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提高統籌層次。今年有關部門提出將社保提高到省級進行統籌，這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地方性不公平現象的發生。”韓克慶説，其次，在社保體系建設中需要凸顯政府部門的責任。就拿強制繳納企業“五險”這樣的規定來説，政府部門在實施上述規定以及整個社會保險體系中究竟應扮演何種角色，政府部門有哪些職責等問題，這些都是社會保險不可回避的實質問題，必須依法明確政府部門分擔社會保險繳費的比例責任。

　　楊燕綏則認為，我國要儘快加強社會保障的規範和框架的設計。現在社會保障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但實際上都是一些比較空泛的制度安排。作為保障最基本的問題，實際上是公民各種社會風險特徵的揭示以及保障需求的財務測算和籌集資金的規劃，這些現在都沒有。所以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健全的、整體的社會保障規劃，在法律上也沒有社會保障立法綱要。社會保障是個大的安全系統，需要福利、保險、救助、互助、慈善事業等來支撐。中國現在是放大了保險的功能，通過增加社會保險繳費，替代財政應該有的社會保障預算，導致了社會保險費率增高。現在亟待制定科學的社會保障立法綱要，在大保障的背景下來界定福利、保險、救助這幾個支柱如何建設，儘快改變對社會保險功能一味放大的局面。(記者杜曉 實習生楊卉)